低生育率背景下，新加坡政府近年来主动添加的员工假期，几乎都与“催生”这一目的挂钩。
例如，新加坡父母共享的育婴假将逐步增加，到了明年4月1日，父母在孩子出生头一年里，可申请的育婴假将从20周增至30周。
只不过，对没有结婚生子的本地员工而言，这些假期，却是看得到吃不到，相对无感。
好消息是，政府接下来有可能对法定最低年假天数进行调整，相信这会让全体打工族更有感。
人力部长陈诗龙今年3月6日在国会说，政府将与劳资政三方共同检讨《雇佣法令》，详情将在今年较迟时候公布。
从陈诗龙的发言来看，《雇佣法令》中针对最低年假天数的规定，或将是其中一个可能检讨并改动的条款。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过去曾多次在国会呼吁政府增加法定最低年假天数，今年3月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人力部开支预算辩论期间，他再度提出了这项建议。
他说，不少新加坡人既劳累，压力又大，“是时候给大家更多的时间休息和充电”。
陈诗龙则回应称，针对《雇佣法令》的检讨将考虑包括黄国光在内等议员所提出的建议。
长达57年的老规定是否已不合时宜？
根据《雇佣法令》现行规定，工作至少三个月的员工能获得最少7天年假，之后随着服务年资增加，第八年和之后能享有14天的最低天数门槛。
如果你印象中觉得所谓的7天年假门槛似乎存在许久，请放心，你的记忆力完全没问题。
这项最低年假门槛可谓“历史悠久”，建国未几的1968年便已写进法律，迄今57年仍未变更。
但法律只是低标，实际上已有不少新加坡公司提供雇员远高于上述最低门槛的年假福利。
根据人力部2023年数据，
月入低于2000新元的本地员工平均有12天年假；
月入介于2000新元至4999新元者平均有17天年假；
月入5000新元以上者更有多达21天年假。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年假天数差距几乎接近1倍。
人力部2022年的另一项数据也显示，新加坡有54.5%的员工年假天数在14天及以下。
其中，餐饮、住宿、行政与支援等行业的年假待遇尤其不佳。
因此，14天年假虽普遍被视为业界标杆，但不同收入之间，或更直白一些，白领与蓝领雇员之间的年假福利仍有不小差距。
调高法定年假天数，应能让实际年假天数与法定最低天数较接近的雇员获得更多年假。
餐饮业的年假待遇明显较其他行业逊色。（联合早报）
把地板垫高
据《商业时报》引述的经济学者及律师意见，57年未变的法定年假标准，是此番《雇佣法令》最可能获得检讨改动的部分。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指出，新加坡员工的工作压力和过劳情况有恶化的迹象，在全球最疲惫或睡眠品质最差的相关调查中，新加坡亦是“榜上常客”。
时空背景不同，如今的打工族也更重视劳逸平衡（或称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增加年假最低天数，有其必要。
此外，如前文所述，尽管许多本地企业已提供优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年假天数，但把地板垫高，就有可能再推高天花板。
这对接下来再进一步增加新加坡员工享有的年假天数，应能产生一定推动效果。
地板垫高，对那些只享有法定最低年假天数的员工尤其重要。
人力部2023年的资料显示，本地有1万8800名员工在工作第一年只享有7天年假。
把作为最低标准的法定天数增加，能鼓励乃至施压年假待遇相对落后的企业做进一步改善。
新加坡经常被评为全球最疲惫的城市之一。（联合早报）年假也有“催生”效果？
再换个思考方向。
本文开头谈到，为挽救生育率，政府相继推出越来越“慷慨”的育婴假。
然而，提供再多育婴假，着眼的是“造人”后给夫妻创造更友善的环境。
但对准备“造人”的有利氛围，这些育婴假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想要生育，先得有对象，想要有对象，先得有时间。
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已婚未婚都能享有的员工年假，在这个阶段起到的作用就很吃重了。
让适婚适育男女能有更多时间从工作上抽身，获得喘息机会，借此探索自我，找寻灵魂伴侣，为他们创造更适合谈情说爱，准备步入家庭的土壤，岂不美哉？
改善“造人”后的育儿环境之余，先帮本地男女创造“有时间好好谈恋爱”的氛围也很重要。（联合早报）
不会增加太多
无论如何，倘若法定年假天数有所增加，打工族也不必期望太大。
新加坡并非完全向资本家或劳工倾斜的国家。
套个陈诗龙的说法，此次检讨《雇佣法令》，劳资政三方将在保障劳工权益和为雇主提供灵活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意思浅浅，即使有改动，幅度也不会太大，类似欧洲福利国家那种动辄3、40天的法定年假标准，就不必奢望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年假天数变多了，对一些员工来说，是否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社媒和论坛的相关讨论中，部分打工族提到，有的公司把年假和全勤奖励挂钩，请了年假就会失去全勤奖金。
另外，还有本地职场的工作文化容易让人为避免给雇主和同事带来麻烦而“不好意思”请年假，这都使得年假这一基本权利丧失了让员工适当休息，充电再出发的初衷。
调高法律的最低标准固然不错，但整体社会及劳资双方的固有思维也得相应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