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腊月廿六,虽然日军已控制武吉知马地区,夺得了守军的粮仓和油库,但后勤已供应不继。此时,山下奉文玩的就是心跳,他虚张声势,发文给新加坡守军司令白思华中将,让他“放弃无谓的抵抗”。
2月12日,腊月廿七,日军工兵修复了新柔长堤,运送更多装甲车南下。守军高级军官建议白思华考虑投降,被他拒绝。同日,日军夺得蓄水池,控制了新加坡市区的水供。
新加坡大年初一升起太阳旗
2月14日,腊月廿九,大年除夕,中午1300时左右,日军突破西边防线,冲进亚历山大医院,屠杀医生、护士和伤兵数十人。
2月15日,大年初一,早晨0930时,55岁的白思华在福康宁山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的内容只有一个:是立即反攻,夺回水源和粮仓?或是投降?
白思华手下有八万五千人马,弹已尽,粮已绝,水已断,兵已疲。面对着南侵日寇三万六千虎狼之师,张牙舞爪,虎视眈眈。
守军诸将无一支持反攻。于是,白思华决定投降。
一名13岁少年Rudy Mosbergen后来回忆道:“到了傍晚,一切都静了下来,大炮不再响了,从柔佛来的炮击停止了,空袭也停止了……新加坡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我们知道,一定出大事了。”
当天傍晚1715时,在销毁机密文件、密码本、保密器械、重炮之后,白思华正式投降。作为战胜的标志,日本军旗第一次在首都大厦楼顶升起,那是新加坡当时最高的大楼。
战后分析显示,当时日军后勤已经不行,炮弹也几乎打光;如果守军选择反攻,说不定就成功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新加坡英军投降》,宫本三郎绘。“乱离时代”展品。)

(“乱离时代”展品。)
这幅画的作者是陈崇智(1916年-2012年),是136部队的一名抗日战士,后来与林谋盛等人被日军逮捕。他画下了当时日寇的暴行,并写道:“毒刑苛政,暴敛横征,折磨战俘,肃清检证残害人道,罪恶滔天”。

我们现在读历史,知道英军投降是发生在2月15日,但是,在当时,很多人并不是从统一渠道在同个时间知道英军投降的消息。
有些军人是见到插着白旗的车辆朝武吉知马的福特车厂驶去,而福特车厂是两军谈判投降的地点,才意识到英军投降了;医院的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大年初二早晨才听说投降的消息;许多平民则是在市区见到日军已进城,才知道大势已去了。
当时,人们百感交集,有感到生气的,感到耻辱的,感到害怕的,也有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更有躺平的。
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美其名“把马来亚人民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办起了伪《昭南日报》。

(伪报。图源:网络)

(这是日本当局宣传太平洋战争三个主要战绩的邮戳,配合有关的明信片使用。这三个主要战绩为空袭珍珠港、占领香港、占领新加坡。“乱离时代”展品。)

(日寇在市区进行胜利大游行,耀武扬威。图源:帝国战争博物馆)

(日寇处决锡克族战俘。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K R Menon医生后来回忆道:“(日军进城后)市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屠杀数万华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为了报复华人抗日,展开名为“肃清”的大屠杀,也称“大检证”,用多部货车负责带走有嫌疑的华人,年龄18至50岁,把他们带到榜鹅、樟宜、加东、丹那美拉等海边枪杀。至少七万至九万华人被杀。

(大检证现场。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检证合格的,盖上个“检”字,才可安全离去。通不过的,直接押上车,拉到海边集体枪毙。“乱离时代”展品。)

(这是20岁广东籍贯男子朱振南的良民证,他是海味杂货店店员。“乱离时代”展品。)
位于樟宜的惹兰培本是其中一个屠杀地点。这些是1966年在惹兰培本乱葬岗发掘出来的,有钥匙、钱包、笔、眼镜、梳子、子弹壳、皮带扣、烟斗等。这些都是野蛮侵略者血淋淋的罪证。




(以上三幅:“乱离时代”展品。)
先驱画家刘抗1946年创作《杂碎画集》,图文并茂把日军暴行形象地展现于读者眼前。

(“乱离时代”展品。)
后记:沉重与悲戚之后是什么?
我参观过不少战争历史展览,但,给我如此沉重和悲戚之感的,只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