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腊月廿六，虽然日军已控制武吉知马地区，夺得了守军的粮仓和油库，但后勤已供应不继。此时，山下奉文玩的就是心跳，他虚张声势，发文给新加坡守军司令白思华中将，让他“放弃无谓的抵抗”。
2月12日，腊月廿七，日军工兵修复了新柔长堤，运送更多装甲车南下。守军高级军官建议白思华考虑投降，被他拒绝。同日，日军夺得蓄水池，控制了新加坡市区的水供。
新加坡大年初一升起太阳旗
2月14日，腊月廿九，大年除夕，中午1300时左右，日军突破西边防线，冲进亚历山大医院，屠杀医生、护士和伤兵数十人。
2月15日，大年初一，早晨0930时，55岁的白思华在福康宁山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的内容只有一个：是立即反攻，夺回水源和粮仓？或是投降？
白思华手下有八万五千人马，弹已尽，粮已绝，水已断，兵已疲。面对着南侵日寇三万六千虎狼之师，张牙舞爪，虎视眈眈。
守军诸将无一支持反攻。于是，白思华决定投降。
一名13岁少年Rudy Mosbergen后来回忆道：“到了傍晚，一切都静了下来，大炮不再响了，从柔佛来的炮击停止了，空袭也停止了……新加坡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我们知道，一定出大事了。”
当天傍晚1715时，在销毁机密文件、密码本、保密器械、重炮之后，白思华正式投降。作为战胜的标志，日本军旗第一次在首都大厦楼顶升起，那是新加坡当时最高的大楼。
战后分析显示，当时日军后勤已经不行，炮弹也几乎打光；如果守军选择反攻，说不定就成功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新加坡英军投降》，宫本三郎绘。“乱离时代”展品。）
（“乱离时代”展品。）
这幅画的作者是陈崇智（1916年－2012年），是136部队的一名抗日战士，后来与林谋盛等人被日军逮捕。他画下了当时日寇的暴行，并写道：“毒刑苛政，暴敛横征，折磨战俘，肃清检证残害人道，罪恶滔天”。
我们现在读历史，知道英军投降是发生在2月15日，但是，在当时，很多人并不是从统一渠道在同个时间知道英军投降的消息。
有些军人是见到插着白旗的车辆朝武吉知马的福特车厂驶去，而福特车厂是两军谈判投降的地点，才意识到英军投降了；医院的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大年初二早晨才听说投降的消息；许多平民则是在市区见到日军已进城，才知道大势已去了。
当时，人们百感交集，有感到生气的，感到耻辱的，感到害怕的，也有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更有躺平的。
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美其名“把马来亚人民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办起了伪《昭南日报》。
（伪报。图源：网络）
（这是日本当局宣传太平洋战争三个主要战绩的邮戳，配合有关的明信片使用。这三个主要战绩为空袭珍珠港、占领香港、占领新加坡。“乱离时代”展品。）
（日寇在市区进行胜利大游行，耀武扬威。图源：帝国战争博物馆）
（日寇处决锡克族战俘。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K R Menon医生后来回忆道：“（日军进城后）市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屠杀数万华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为了报复华人抗日，展开名为“肃清”的大屠杀，也称“大检证”，用多部货车负责带走有嫌疑的华人，年龄18至50岁，把他们带到榜鹅、樟宜、加东、丹那美拉等海边枪杀。至少七万至九万华人被杀。
（大检证现场。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检证合格的，盖上个“检”字，才可安全离去。通不过的，直接押上车，拉到海边集体枪毙。“乱离时代”展品。）
（这是20岁广东籍贯男子朱振南的良民证，他是海味杂货店店员。“乱离时代”展品。）
位于樟宜的惹兰培本是其中一个屠杀地点。这些是1966年在惹兰培本乱葬岗发掘出来的，有钥匙、钱包、笔、眼镜、梳子、子弹壳、皮带扣、烟斗等。这些都是野蛮侵略者血淋淋的罪证。
（以上三幅：“乱离时代”展品。）
先驱画家刘抗1946年创作《杂碎画集》，图文并茂把日军暴行形象地展现于读者眼前。
（“乱离时代”展品。）
后记：沉重与悲戚之后是什么？
我参观过不少战争历史展览，但，给我如此沉重和悲戚之感的，只有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