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有管理的共存
新加坡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国父李光耀早年留学英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骨子里他还是儒家文化。至今，新加坡政府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威权色彩”。因为这样的文化同理心，最近李显龙总理在访美时说出了那句“很亚洲”的话：“本区域国家比美国更尊重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方法”。
这种文化融合，在新冠疫情应对中也得到体现。最初，新加坡也采取严格管控，由于集体主义的精神，取得较好的效果。随着欧美国家“失控式被动躺平”，新加坡也开始探索新的出路。
新加坡是全球最早提出“与新冠共存”（COVID-resilient）的国家之一。2021年6月，新加坡首次正式表态要与新冠病毒共存、迈向新常态。新加坡政府如此定义“新常态”：
• 轻症新冠病患将在家中康复；不再大规模追踪密切接触者；不再重点监测每天的患病人数，而把焦点放在重症和ICU病床占有率；放宽安全管理措施，恢复大型活动；将与疫情受控的国家互推疫苗接种证明，开放边境。
这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新加坡的抉择，被部分民众视为“躺平”，一些人甚至用脚投票，选择离开新加坡。
新加坡这么做，是不得已的选择：
• 首先是经济和民生压力。总理李显龙说，“我们每一次收紧措施，企业会受到冲击、员工会失去工作、小孩也无法过正常的童年和校园生活。那些有亲人在国外和无法团聚的大家庭，必须分开更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不仅带来心理和情感压力，也让人感到精神疲惫，影响了新加坡人和其他民众。因此，新加坡在数个月前已认定“清零”策略不可行”；
•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2013年，新加坡全球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二位。这意味着新加坡封城的成本比其他国家来得更高。李显龙强调重开边境的重要性说，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企业和投资者仍需经营分布在区域和全球的业务，“这可让新加坡重新与世界连接起来，为企业，尤其是旅游业打一剂强心针，并协助新加坡恢复商业和航空枢纽的地位，并继续与全球供应连结轨。”
兹事体大，关系到新加坡的“立国之本”。《经济学人》智库亦指出，对于新加坡这类极为依赖国际贸易、商业和旅游业的经济体，“清零”政策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如果长期无法作为跨国贸易、人流的枢纽城市运转，企业可能会选择回流本国。
• 再次，长期封控不仅让民众疲惫，也把医疗体系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连续抗疫20个月后，新加坡医院已面临人手短缺的情况，2020年全年有2000名医护人员辞职，2021年上半年约有1500名医护人员辞职。
需要澄清的是，新加坡模式与欧美国家的“躺平”不能等同：
• 其一，欧美国家躺平属于被动，无奈的选择。而新加坡则是权衡利弊的主动抉择。
• 其二，新加坡的共存，是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确保“医疗系统不会被挤兑”。也就是说，一旦重症患者激增导致医疗系统告急，新加坡就会再度后退——重新收紧防疫限制。李显龙强调：“在决定多快放宽限制、放宽多少的时候，我们深知不能让医护人员和医疗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这会导致医护人员负担过重，让急需治疗的新冠和非新冠患者面临危险。”换言之，新加坡式的“放开”是“可进可退”，而非一意孤行。
• 其三，共存不是投降，而是资源的战略性聚焦。新加坡把焦点放在重症和ICU病床占有率，这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尤其是步入奥密克戎阶段后，绝大多数病例属于轻症或无症状，并无“治疗之必要”，如果继续收治全部病例，无疑会导致对医疗资源“不必要的挤兑”。李显龙指出，“对98%的人来说，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可以自行居家康复，就像得了流感一样。“
笔者认为，作为与”欧美式躺平“相区别，新加坡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有管理的共存“。
尽管如此，新加坡模式依然存在风险。李显龙警告：
• 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有可能会遇到更多波折。奥密克戎病毒不会是最后一个变异毒株。但愿新的变异毒株，其威力会越变越弱，更像流感病毒。但也有可能的是，传染性更强以及更危险的变异毒株会出现，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能需要倒退，再次收紧防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