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新加坡街头问一个孩子：“你知道女佣吗？”他们大多会快速地点头，但如果你问：“你知道妈姐吗？”他们多半一头雾水。
“妈姐”这个词，在如今的新加坡已经悄然退场。
她们是20世纪初期从中国南方下南洋的女性，终身不嫁，进人家家中做工，洗衣、煮饭、带孩子、照顾老人，被称为“自梳女”，是那个时代最隐形、却最沉默有力的劳动者。
她们在我们今天熟悉的“外籍女佣”之前，几乎撑起了整个新加坡华人家庭生活的日常。
那是一个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冷气的时代，生活全靠人力维系。妈姐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从清晨起床就开始劳作，直至深夜才结束。
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妈姐，是在绘本《妈姐的金鱼灯笼》里。里面的妈姐为雇主家服务了一辈子，小主人公长大后把小时候妈姐做的灯笼一起带着去看妈姐，是个温馨的绘本。
再后来，看《小娘惹》时，那些穿着白色唐装、黑裤子，头发盘起的女子——她们分工明确，有人在厨房，有人守在主人边上。她们台词非常少，却是剧中最真实的存在；她们没有主线，却支撑起整个故事的温度。
(图片来自联合早报，照片中为《小娘惹之翡翠山》中扮演妈姐的演员们）
妈姐，这个名词，如今在许多年轻人脑海中早已模糊，但她们的身影，依旧潜藏在老照片、旧厨房、某些家庭记忆的深处。
如果你要问全新加坡最有名的妈姐，毫无疑问，是曾经在建国总理李光耀家中做工过的欧阳焕燕，我认识她，是在李国梁的《广东妈姐》这本书里。
她来自广东顺德杏坛乡大巷村，姐姐欧阳焕崧当时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家里工作，在姐姐的介绍下，1949年，14岁的她那年独自一人踏上远洋轮船，来到新加坡,和姐姐一起在陈嘉庚家里服务了9年，直到日本人来到新加坡。
(图片来自网络，照片上的人就是欧阳焕燕）
昭南岁月，陈嘉庚当时带着全家前往印尼避难，而小女儿留给了姐妹两个帮忙照顾。当时姐妹俩前往隔壁李光耀家里打工，也照顾陈家的小女儿，直到陈嘉庚一家回来。
后来，欧阳焕燕就一直在李家打工，陪他们度过新加坡最动荡的建国岁月，也是她们成长记忆中最稳定的一部分。
（欧阳焕燕（左）在李家打工时，跟李玮玲、另一位妈姐和李显扬的合照。图片首次刊登于《联合早报》，2009年2月1日，图片来自李国梁的个人网站：从夜幕到黎明）
欧阳焕燕40岁那一年，变成了自梳女。
她是幸运的，因为被书写了下来。但更多的妈姐，只是默默地活着、老去，在雇主搬家或去世后，被安排送回老家，或者入住老人院，连名字都没能留在新加坡的城市档案里。
而像欧阳焕燕这样终身未婚、盘发为誓、默默做工的女性，并不是个例，而是一整个迁徙群体的缩影。
20世纪初，广东珠三角一带如顺德、番禺、南海等地原本是手工业和女工密集区，尤其是丝绸纺织、缝纫、制衣业发达。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在西方已经用机器替代手工，快速、大规模生产衣服的同时，珠三角的纺织业还停留在手工和慢工出细活的阶段，加上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动荡影响，当地传统手工业逐渐凋敝，女性面临大规模失业。
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早期主要引进男性苦力、劳工、建筑工、矿工也引发了社会治安问题，帮派林立，械斗不断，让殖民政府很是头痛。
于是，殖民政府开始限制男性移民下南洋，同时向中国南方开放女性劳工通道。
“妈姐”的出现正是在这种殖民政策与经济困境夹缝中形成的特殊现象。她们多搭乘客轮到达新加坡、马来亚，甚至远赴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成为各地华人家庭中的重要支柱。
（图片来自网络，描述的是193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下南洋的场景）
当时的女性，不嫁人很难有生活上的保障。而这些妈姐，选择“自梳”，是一种颇为激进的抗争方式。“下南洋”这条路，不只是谋生，更是一种身份上的逃逸与重塑——在异地开始“做自己”的生活。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她们到达新加坡之后，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姐妹群体网络。一些妈姐甚至在同一个雇主家中“接力工作”，将彼此介绍入职、传授经验，构成了非血缘的“女性社群”。
（图片来自联合早报，图中的内容是晚年妈姐的生活）
和妈姐差不多同一时期来新加坡的，还有一群女性，她们是新加坡城市化建设中最坚实的奠基石，她们叫“红头巾”。
关于“红头巾”的故事，可以阅读《她们的汗水，撑起了新加坡城市化的地基》
“妈姐”和“红头巾”是这一代南来女性的两个面向——前者走入家宅内院，后者踏进工地街头。
一个是围裙上的油渍，一个是额头上的汗珠。
但她们的动机相似：为了谋生，为了独立，为了挣一口属于自己的饭吃。
上周末我去了Everton Road，这里曾经是新加坡本地画家叶耀宗（Yip Yew Chong）的创作起点。
他曾经毛遂自荐，请求这里店屋主人同意他作画。那面墙，最终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一幅壁画，也成为妈姐第一次在城市中“重新出现”的所在。
他画的是一位扎了发髻、踩着木屐的妈姐，蹲在地上搓洗衣物，头上还晾晒了床单，身旁还有一张咖啡椅子，放碗的矮柜，还有来觅食的小鸡的一家。
很接地气，也很是有趣，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不过如今，这幅画已经不在了，我在Everton Road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在这幢店屋旁经过了好多回都没有找到。
直到第5次路过的时候，我在想不会就是这楼吧，看着真的很像呀，但是画呢？怎么没有了？不死心的我又上网找了照片，还真的是曾经的这里。
重新粉刷的外墙，已经没有了妈姐的影子，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墙上的淡去，正如她们在人们记忆中的隐退。
但妈姐，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在牛车水的其他墙上，还看到几位妈姐的身影：一个在戏台前驻足听戏，一个抱着孩子在湿巴刹穿梭。
她们没有姓名，却被画笔记住；她们没有墓碑，却被城市收藏。
关于牛车水的壁画和画家叶耀宗的秘密签名，可以阅读《牛车水壁画里藏的猫，是画家的小秘密，也是城市的温柔》
妈姐的晚年生活得如何？
在新加坡拍摄的纪录片《自梳女》中，有一位妈姐叫香姐，服务雇主家四代人，雇主家的孩子——如今的海裕博士——视她为亲妈般供养。
香姐说，顺德老家有俗信：“女子不嫁，要挽发髻。若不梳发，死后会成孤魂野鬼。”
她终生未嫁，也未返乡生活，直到年老，依然与雇主子孙同住，吃饭、聊天，被接纳为家人，给她过生日。她说自己是幸运的。
但片中还有另一位妈姐来桂，住在“估哩房”，和两位老人一起靠微薄的继续费过日子。她坚持不接受福利部救济，自己卖报纸、洗衣、做针线。
她的身上，还有竹子一般的傲骨和节气，映照出一个时代南来女性的倔强与尊严。
而有些妈姐，在主人去世或家庭搬迁后，被送回中国老家。她们年老体衰，已无法适应早已陌生的故乡。亲戚有时视她们为“拖累”，房产问题、赡养问题接踵而至。
有的妈姐晚年独居在旧祠堂旁的小屋里，靠一点微薄的积蓄度日；有的还会想念新加坡，想念那些她照顾过的孩子——而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人生，却可能早已记不起她的名字。
妈姐不是母亲，但她们养育了无数人；她们不是亲人，却可能比亲人更亲。
她们站在最不显眼的位置——后厨、婴儿床边、洗衣间里，却是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她们熟记孩子的哭声、雇主的口味、衣服的分类，却没人真正了解她们自己喜欢吃什么、想过怎样的人生。
她们没有留下太多影像，也没有留下后代。
她们的劳动无法被“绩效”衡量，也不被写进“建设新加坡”的叙事中。但她们确确实实，用身体的劳动，情感的投入，为整个南洋社会的家庭生活打下了基础。
而她们的精神，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令人动容：选择不嫁、选择远行、选择独立、选择用沉默承受生活的一切。
在当下，我们更习惯谈“女性独立”“性别平权”，但早在上世纪初，那些自梳女、妈姐、红头巾、南来姐妹们，早已用最不张扬的方式活出了“独立”的姿态。
她们没有掌声，也未在历史的主舞台登场。
但她们是舞台后，点亮灯光、收拾残局的人。
参考文献：
张丁元（2023年6月19日）。定格百年：妈姐——勤劳忠诚的东方妇女象征。《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30619-1405946
余广达（绘）、林得楠（文）（2016）。《妈姐的金鱼灯笼：狮城女佣故事》。新加坡：玲子传媒。
Channel 8（2014）。《自梳女》[纪录片]。新加坡广播局（Mediacorp）
李国梁（2015）。《广东妈姐》。顺德会馆妈姐研究组。
陈凯松（2024年3月17日）。凭空消失的妈姐。《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317-3165096
蔡欣盈（2024年6月8日）。新《小娘惹》大宅公开：妈姐双宝曝郑惠玉趁“乱”出手。《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entertainment/story20240608-3858215
李国梁个人网站-从夜幕到黎明：
https://navalants.blogspot.com/2015/04/majie-ama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