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不仅使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还破坏了重要的卫生议程。在印度，人们能够掌握的数字资源仍有很大差距。很多女性，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女性，存在缺乏技术获取的基本渠道问题，同时也错过了数字资源带来的机会。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印度的私企就带头发起了一些活动，鼓励印度女性使用数字技术。互联网Saathi (Internet Saathi)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它是由谷歌(Google)于2015年携手英特尔(Intel )和TATA信托公司(TATA Trusts)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倡议，旨在教育女性并帮助她们掌控自己的生活，进一步缩小她们在技术获取方面与男性存在的差距。
谷歌采取了一种“培训师”的模式，将女性志愿者培养成“互联网指导员”。这些“互联网指导员”往往是值得信赖的当地人，能够与其他女性建立联系，并对她们进行教育，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当地女性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尤其强调的是互联网能带来的好处和机会。倡议的第二阶段就是让这些女性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创业或者提高生活质量。TED研究员Sanjukta Basu注意到，在这个倡议中，总共有8.1万多名“互联网指导员”向28.9万多个村庄的2800万多名妇女普及了互联网能带来的好处。Internet Saathi项目成功地提高了女性的生活水平，使得她们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通过互联网学习新的知识来发展自己。一些女性利用从互联网中学到的知识做起了微商，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旅。还有一些女性从网上的潮流设计中受到启发，将它们改造成了自己的商品，而那些改进后的产品通常能卖出更好的价格。这不仅提高了商品的净利润，也提高了她们的生活质量。这些女性的经济独立性随着赚钱能力的增强也得到了提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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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全球数字获取方面的性别差距，因为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
在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份报告中，Women in Technology企业创始人兼执行长Ayumi Moore Aoki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男性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要比女性高21%，而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52%。”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还影响了女性的工作机会，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打击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女性较多的行业。根据《新冠疫情与性别平等:应对经济倒退产生的影响》(COVID-19 and gender equality: Countering the regressive effects) 研究报告显示，女性面临的失业风险要比男性高19%，这仅仅是因为在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中，女性的人数要比男性多很多。该报告估计，如果只考虑男女都有的行业，全球就有4.5%的女性职员可能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男性职员只有3.8%会受其影响。各国的封锁措施导致企业对数字化的需求上升，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就业市场和就业岗位。新冠疫情爆发后，企业对掌握数字技术和拥有相关经验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新常态带来了第二个问题：社会缺乏互动。这影响了政府对援助计划的管理。此外，出行限制又对基础设施的技术变革带来了挑战，比如当网络出现中断时，在一定的限制前提下也要及时进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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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社区才能建立更加平等的环境
像 Internet Saathi这样的项目也可以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宝贵的经验。
自2019年4月以来，Internet Saathi 项目已经有81500名“互联网指导员”，她们总计帮助28.9万个村庄中的2800多万名女性认识了互联网，这些举措对缩小印度的性别差异无疑产生了重大意义。回顾志愿者和受益者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发现，“培训师”模式的推广带来的交流远远超过了原有的效果，这种模式不但能加深女性对科技的理解，让她们参与其中，还能扩大她们的视野，这在危机情况下尤其重要。
此外，Internet Saathi项目证明了通过当地信赖的人鼓励女性创业的好处：为女性提供更好的机会，促进她们在经济上的独立，这是迈向平等的第一步2。性别多样化的工作环境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高级管理层的女性领导者还往往会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这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投入更多资金，让更多得女性接触数字技术，帮助她们在金融和技术行业提高自己的技能。为了实现这一点，商业管理和企业领导技能则非常重要3。对女性学生开展教育活动也必将推动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收获更好的经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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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时经验和调查成果来制定策略
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如何审查援助方案，以确保在非常时期能够保证政策的稳健性和持续性。在实施政策时，如果能依据实时经验和成果来解决社会问题，则可以极大的改善援助方案。Internet Saathi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该项目能够从更深刻的角度考虑如何缓和不平等问题。
如果在村内或镇内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这些计划，或者作为一项基础举措，由在基层工作的非政府组织（NGO）单独运作，这些计划也许会更加有效。例如，招募社区倡导者，他们可以大大改善政策的结果，因为受益人已经认识到他们与社区内部的联系。对一些必要的政策变化可以让乡村地区更加积极参与进来，从而达到良好的效果，人们的接受程度也会变得更高。
采用考虑因果关系的政策也许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由于新冠疫情，学校和托儿所暂时关闭了校园，女性更有可能在家里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但是，如果政策倡议能够对儿童保育和以家庭为主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和支持，来提高家庭收入的上限，就可以为监管改革提供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从而改变性别歧视和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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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生小组“缩小差距(性别与政策)”(Bridging GAP, Gender and Policy)的专栏比赛中荣获三等奖，该小组的宗旨是帮助学员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以提高他们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编者注
1 资料来源于2017年3月7日Basu, S.的图片博客：谷歌 Internet Saathi项目在西孟加拉邦普鲁利亚的一天，2021年12月12日检索。
2 资料来源于Azmat, G.，& Petrongolo, B.(2014). 性别与劳动力市场:我们从现场和室内实验中学到什么?《劳动经济学》，30,32-40。
3 资料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 (2020). 亚洲的繁荣之旅：50年来的政策、市场和技术.377-409. 亚洲开发银行. 2021年12月11日检索。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
作者：Yong Kai Neng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