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不僅使世界各地的衛生系統不堪重負,還破壞了重要的衛生議程。在印度,人們能夠掌握的數字資源仍有很大差距。很多女性,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女性,存在缺乏技術獲取的基本渠道問題,同時也錯過了數字資源帶來的機會。
實際上,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印度的私企就帶頭髮起了一些活動,鼓勵印度女性使用數位技術。網際網路Saathi (Internet Saathi)就是其中的一個項目,它是由谷歌(Google)於2015年攜手英特爾(Intel )和TATA信託公司(TATA Trusts)發起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倡議,旨在教育女性並幫助她們掌控自己的生活,進一步縮小她們在技術獲取方面與男性存在的差距。
谷歌採取了一種「培訓師」的模式,將女性志願者培養成「網際網路指導員」。這些「網際網路指導員」往往是值得信賴的當地人,能夠與其他女性建立聯繫,並對她們進行教育,目的是進一步提高當地女性對數位技術的認知,尤其強調的是網際網路能帶來的好處和機會。倡議的第二階段就是讓這些女性思考如何利用技術來創業或者提高生活質量。TED研究員Sanjukta Basu注意到,在這個倡議中,總共有8.1萬多名「網際網路指導員」向28.9萬多個村莊的2800萬多名婦女普及了網際網路能帶來的好處。Internet Saathi項目成功地提高了女性的生活水平,使得她們能去追求自己的夢想,通過網際網路學習新的知識來發展自己。一些女性利用從網際網路中學到的知識做起了微商,開啟了自己的創業之旅。還有一些女性從網上的潮流設計中受到啟發,將它們改造成了自己的商品,而那些改進後的產品通常能賣出更好的價格。這不僅提高了商品的凈利潤,也提高了她們的生活質量。這些女性的經濟獨立性隨著賺錢能力的增強也得到了提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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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帶來的新挑戰
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全球數字獲取方面的性別差距,因為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
在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份報告中,Women in Technology企業創始人兼執行長Ayumi Moore Aoki指出:「從全球範圍來看,男性使用網際網路的比例要比女性高21%,而在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中,這一比例甚至高達52%。」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還影響了女性的工作機會,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打擊了各行各業,特別是女性較多的行業。根據《新冠疫情與性別平等:應對經濟倒退產生的影響》(COVID-19 and gender equality: Countering the regressive effects) 研究報告顯示,女性面臨的失業風險要比男性高19%,這僅僅是因為在受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中,女性的人數要比男性多很多。該報告估計,如果只考慮男女都有的行業,全球就有4.5%的女性職員可能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但男性職員只有3.8%會受其影響。各國的封鎖措施導致企業對數字化的需求上升,這又進一步影響了就業市場和就業崗位。新冠疫情爆發後,企業對掌握數位技術和擁有相關經驗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新常態帶來了第二個問題:社會缺乏互動。這影響了政府對援助計劃的管理。此外,出行限制又對基礎設施的技術變革帶來了挑戰,比如當網絡出現中斷時,在一定的限制前提下也要及時進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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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社區才能建立更加平等的環境
像 Internet Saathi這樣的項目也可以為決策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寶貴的經驗。
自2019年4月以來,Internet Saathi 項目已經有81500名「網際網路指導員」,她們總計幫助28.9萬個村莊中的2800多萬名女性認識了網際網路,這些舉措對縮小印度的性別差異無疑產生了重大意義。回顧志願者和受益者之間的互動,我們可以發現,「培訓師」模式的推廣帶來的交流遠遠超過了原有的效果,這種模式不但能加深女性對科技的理解,讓她們參與其中,還能擴大她們的視野,這在危機情況下尤其重要。
此外,Internet Saathi項目證明了通過當地信賴的人鼓勵女性創業的好處:為女性提供更好的機會,促進她們在經濟上的獨立,這是邁向平等的第一步2。性別多樣化的工作環境不僅可以提高生產力,高級管理層的女性領導者還往往會做出更明智的決定,這有助於公司的長期發展。下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投入更多資金,讓更多得女性接觸數位技術,幫助她們在金融和技術行業提高自己的技能。為了實現這一點,商業管理和企業領導技能則非常重要3。對女性學生開展教育活動也必將推動新的就業機會,從而收穫更好的經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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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實時經驗和調查成果來制定策略
現在真正需要的是如何審查援助方案,以確保在非常時期能夠保證政策的穩健性和持續性。在實施政策時,如果能依據實時經驗和成果來解決社會問題,則可以極大的改善援助方案。Internet Saathi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該項目能夠從更深刻的角度考慮如何緩和不平等問題。
如果在村內或鎮內與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實施這些計劃,或者作為一項基礎舉措,由在基層工作的非政府組織(NGO)單獨運作,這些計劃也許會更加有效。例如,招募社區倡導者,他們可以大大改善政策的結果,因為受益人已經認識到他們與社區內部的聯繫。對一些必要的政策變化可以讓鄉村地區更加積極參與進來,從而達到良好的效果,人們的接受程度也會變得更高。
採用考慮因果關係的政策也許能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例如,由於新冠疫情,學校和託兒所暫時關閉了校園,女性更有可能在家裡承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但是,如果政策倡議能夠對兒童保育和以家庭為主的工作提供更多的財政援助和支持,來提高家庭收入的上限,就可以為監管改革提供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從而改變性別歧視和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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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生小組「縮小差距(性別與政策)」(Bridging GAP, Gender and Policy)的專欄比賽中榮獲三等獎,該小組的宗旨是幫助學員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以提高他們對性別平等的認識。
編者注
1 資料來源於2017年3月7日Basu, S.的圖片博客:谷歌 Internet Saathi項目在西孟加拉邦普魯利亞的一天,2021年12月12日檢索。

2 資料來源於Azmat, G.,& Petrongolo, B.(2014). 性別與勞動力市場:我們從現場和室內實驗中學到什麼?《勞動經濟學》,30,32-40。
3 資料來源於亞洲開發銀行. (2020). 亞洲的繁榮之旅:50年來的政策、市場和技術.377-409. 亞洲開發銀行. 2021年12月11日檢索。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
作者:Yong Kai Neng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