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总理李显龙3月底至4月初访美时，于4月1日出席与《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对话会。以下是对话全文译本，由通讯及新闻部提供。
李显龙总理：你们想谈的三个课题，我会先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再让你们提问。我已把几天前在外交关系协会对话会的内容发给了你们，你们可能已经大略看了。所以，今天我不会重复。不过，有关乌克兰危机可以再说一次我们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这攸关国家存亡。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仅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之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根本原则。每当联合国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坚持这一原则。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些争端，那大家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从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到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再到现在的乌克兰被入侵，始终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会依照联合国决议行事，并遵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任何制裁或决定。但是，安理会有时会陷入“瘫痪”，就像现在的情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背了国际准则，无论安理会是否做出决议，我们决定依据原则办事。于是，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比如对那些有助俄罗斯伤害乌克兰人的物资实施出口管制，并对各种金融机构采取经济活动管制。其中一些遭禁止，以遏制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筹款活动。
乌克兰危机对亚洲各种事态发展带来众多影响。一些轻率之人就谈到亚洲正形成一种类似北约的情况，但亚洲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处理，确保亚洲长远下来有良好的机制，使我们能够跨越潜在的敌对立场，致力于谋求共同利益、相互依存和防止分裂？这将是我们面对的一大考验。此外，个别国家正在盘算如何在国防能力，甚至是核能力等方面做出回应，以及乌克兰危机对它们的影响。至于谁会来帮助它们，以及一些日渐升温的事态会如何发展，例如台湾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乌克兰危机不会给台湾的前景带来太大的影响。台湾问题有它自身的发展动态和历史背景，但我们可以就此进行讨论。
第二，乌克兰危机将许多事情复杂化，包括中美关系。美国问中国为什么不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处理，不要顺理成章地把乌克兰问题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让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
在乌克兰危机中，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我想，如果涉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许多国家都会表示赞同和支持。就连中国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私下对此坚决支持。但是我认为，你很难就此定义为——这是民主国家与普京独裁政府之间的斗争。或说这是民主国家与多个独裁政府之间的斗争，那就会把中国也归入错的阵营，从而让局势变得愈加复杂。
目前的情况已经十分艰难。双方之间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互信，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合适层面让双方可以沟通，致力于恢复友好关系、缓解紧张局面，逐渐建立互信。如果希望与另一方共存，做出一些妥协是必需的。如果百分之80的关系存有敌意和冲突，那你就无法将其余的百分之20排除在外，然后说“这样，我希望实现互利共赢，并在疫情防控和气候变化方面实现合作”，当然还有贸易方面的合作机会。
要如何做到这些，就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关注，我想他们确实有那么做。他们也知道，现在除了全神贯注地处理乌克兰问题，在亚洲区域课题上，他们应该要有正确的战略方针。
第三，你问到了有关美国的信誉问题。这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人们是否还能跟美国做生意并相信他们作出的承诺。至少，比较复杂的一点是，一届政府达成的安排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延续到下一届政府。有时，要让一项承诺贯彻落实，需要在国会上获得通过，形成一项条约并正式生效。如果没有正式生效，那么这一届的总统可以签署一项命令，下一届总统就可以签署另一项命令，而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虽然没有规定不能跟美国做生意，但这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美国立场的稳定与一致性有好有坏。我认为一个稳定但可惜且无益的层面是美国两党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无论是在国会山报、智库、甚至媒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这个挑战者很不一样。如果现在不挑战他，还要等什么时候呢？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与特朗普政府大不相同，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姿态，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说，你们在这方面有信誉，但我认为更好的承诺是能保证即使无法共居，至少能在这世上共存。这是长期的共存，双方都需要合作，确保不会一直给彼此造成伤害。
另一个会影响美国可信度的是你们的世界地位。你们充满自信、善于掌控自己的问题、与时并进，并且是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你们或许不再是超级强国，但你们依旧是世界上几乎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先进、最有活力，以及蓬勃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之一。你们可以吸引人才，可以创造新的企业、促进增长和激发创意，并且改造自己。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你们做得到。
但世界对此的看法并不一致。世界某些地方，明确地说包括中国，强烈认为东方正在兴起，西方正在衰落。他们认为美国并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对于美国这种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而言，世界的变化太快了。
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我知道你们面对许多问题，因而无暇他顾，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法。但如果就此断定美国是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将会是一个非常轻率的结论。这是个赌注，若下错，就需要付出代价。而且错的可能性很大。比如要为过于雄伟的计划，过于自满的假设，以及过于强势的行为引发问题而付出代价。这不只会影响美国也会影响世界各地。
但美国想通过争辩来改变这看法也是徒劳无功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就必须让大家看到你们在逐渐解决自己的问题。另外，看看外面的世界，并且扮演亚太地区想要你们扮演的角色。尽管中期选举与总统选举会有所影响，我希望你们可以办到。我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让你们提问。
华尔街日报：谢谢，您的观察/看法很有用也很坦率。我先代表大家向您提问。您密切关注中国局势，所以我想知道你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持有什么态度。您提到了一些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习近平正为下届任期（年底开始）巩固权力。你认为他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地区的整体战略是什么？
李显龙总理：我想他们是把太平洋区域视为所谓的近邻。这是他们的区域；他们与该区域有着密切的互动，而不仅仅在贸易方面。中国也是本区域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许多国家都在中国进行投资，新加坡当然也有，而中国也日益在这些国家进行对外投资。他们想交朋友，也想施展影响力。
虽然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就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问题是，这是否意味它够大，足以让各国与中美两国都建立友好关系？还是认为它够大，两个大国可以将之一分为二？中国曾表示，乐意见到一些国家与中美两国都是友好关系，他们并且不赞成封闭、排他性的群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示，区域事务应该由区域内的国家来解决。不过，区域外的国家也在某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区域课题上，有合法的利益，比如航行自由和区域稳定与安全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其实也会加入其中，或想要参与。我认为这是许多亚太国家希望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问中国想要什么，我认为他们想结交朋友和施展影响力。他们有资源、有集中力，也通过很多方式这么做。区域内的每个国家都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关系，都希望抓住中国提供的商机，与中国做生意。但同时，大家也希望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保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和自主权。
华尔街日报：这几年间，我们在太平洋看到了两件事，让我特别感兴趣。广义而言，其一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的经历──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处理冠病疫情的方式和我们如何看待他们处理疫情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叙述。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疾病源自中国，而且如现在所见，封城锁国不是最好的方法，科兴疫苗也不是最有效的。这些都具有很多争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区域对中国从一开始对疫情的处理和应对有什么看法，而这是否造成了什么持久性的影响？
李显龙总理：我认为太平洋区域比美国更尊重中国的做法。美国严厉指责他们一开始没有迅速发现、公布和消灭冠病。但实际上，他们一个月内就公诸于世，各国也争相作出反应。一些国家反应迅速，而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则后悔没有更快地作出反应。你们特别强调的，却是中国当初有可能处理不当以及处理方式不透明，尤其是质疑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
当然，我想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一开始就更加透明，而现在也可以更开诚布公地说明当初的状况。但如果我是中国人，被要求证明病毒没有从实验室里泄漏，而这个说法本来就没有太多根据，我会质问：我为何要开放我的实验室，以消除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和猜疑？在实验室里，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事物，是中国不愿意透露的，这也合情合理。
在本区域，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会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区域的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会说，既然情况已经发生，就让我们处理吧。
在疫情期间，本区域各国都面对抗疫的挑战，但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需要严格检测和隔离的其中一组外国游客，就是中国的访客。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接下来是否照旧这样，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华尔街日报：谢谢您的答复，我的另一道问题将以区域为切入点。随着中美经济关系产生变化，随着供应链脱钩，或者随着美国更注重制造业，您认为中美制造业贸易在性质上不断地变化，对整个区域的国家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对香港局势不断改变给新加坡带来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尤其是西方国家公司的反应。是不是真的有大批的人迁移到新加坡，而这转变对整个区域有怎样的影响？
李显龙总理：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脱钩的问题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取决于它有多严重。让我以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地球或多或少是平的来做个比喻。现在，这个地球出现了个裂口，一个裂缝，裂缝正在扩大。我们不清楚裂缝将大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是否有可能阻止情况恶化。好吧，我们同意保持距离，但在其他领域仍一起合作。我希望这是可行的。即使不完整，我们至少还能够保持连接。这意味着你的投资、技术和生产都在中国，也出口到中国，相互依存。或多或少，生活还是可以照常运行。
我们但愿如此，却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可以想像，有一部分的讨论将会与供应链重塑相关，一部分则是探讨如何构建更稳固的供应链。那么东南亚就可以成为这个战略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告诉人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虽然非常具吸引力，但东南亚国家也不错，不妨考虑把一部分投资迁至东南亚，以对冲赌注。
一些跨国企业早在最近的棘手问题出现前，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部分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的工资提高了，竞争优势产生变化。越南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印度尼西亚具备潜力，但还有不少进步空间。就连孟加拉国也在扩大他们的纺织和服装产业。
因此，如果我们维护一个国际体系，我们还是可以维持生计。我们将致力加强我们的信任指标和发展我们的网络。这样一来，我们的供应链可以连接和运作，我们就能成为可信赖网络的一员，成为全球战略韧性的一部分。
如果裂缝进一步扩大，以致我们都得决定，为了各自拥有国家韧性，一切都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制造。那么，原本由来自40个不同国家的部件所组成的苹果手机，现在80%的部件必须在美国制造，这一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了。
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进行国家干预、提供津贴和扭曲事实。但如果你出于战略因素而决定把很多活动迁回本国，那么实际上你也是半斤八两。这样还有什么规则可言？
目前为止，基本的原则是各国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偏离严格的自由贸易规则，并提供津贴。世贸组织制定了一套公平贸易规则，并进行仲裁。但你还要更深入地看待这个课题。如果不是按照森林法则，也就是说各国不会不惜一切要在本国制造每样东西，不愿意花大笔资金把制造活动迁回本国。那我们就需要制定新规则，决定哪些是合理和可接受的范围，有什么限制以及如何达成共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人人都说必须保持国家韧性，但如果大家都永无止境地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将再次陷入森林法则的困境中。
香港则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首要和迫切问题，而我认为是个短期问题，就是当地的外国人已经厌倦了冠病限制措施。他们不能旅行，也不能很便利地做生意。如果你不能进入中国或到本区域，留在香港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他们想移居他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来新加坡。我们乐意欢迎他们，但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会更高兴。虽然这会对新加坡带来竞争，但这将使本区域富有活力和朝气蓬勃，而位于本区域的新加坡将从中受益。
对香港而言，更长远的问题是在2019年后，在发生学生示威事件后，中国改变了条例并制定了新法律。环境已有所改变，企业必须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能从事什么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