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總理李顯龍3月底至4月初訪美時，於4月1日出席與《華爾街日報》編輯部對話會。以下是對話全文譯本，由通訊及新聞部提供。
李顯龍總理：你們想談的三個課題，我會先簡單地說一下我的想法，然後再讓你們提問。我已把幾天前在外交關係協會對話會的內容發給了你們，你們可能已經大略看了。所以，今天我不會重複。不過，有關烏克蘭危機可以再說一次我們的立場，對我們來說，這攸關國家存亡。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僅僅是《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之一，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小國來說，這是一個不容妥協的根本原則。每當聯合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都堅持這一原則。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一些爭端，那大家就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我們一貫的立場，從1983年美國入侵格瑞那達，到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再到現在的烏克蘭被入侵，始終如此。很多時候，我們會依照聯合國決議行事，並遵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任何制裁或決定。但是，安理會有時會陷入「癱瘓」，就像現在的情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嚴重違背了國際準則，無論安理會是否做出決議，我們決定依據原則辦事。於是，我們實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比如對那些有助俄羅斯傷害烏克蘭人的物資實施出口管制，並對各種金融機構採取經濟活動管制。其中一些遭禁止，以遏制有利於俄羅斯政府的籌款活動。
烏克蘭危機對亞洲各種事態發展帶來眾多影響。一些輕率之人就談到亞洲正形成一種類似北約的情況，但亞洲是截然不同的。我們應該如何著手處理，確保亞洲長遠下來有良好的機制，使我們能夠跨越潛在的敵對立場，致力於謀求共同利益、相互依存和防止分裂？這將是我們面對的一大考驗。此外，個別國家正在盤算如何在國防能力，甚至是核能力等方面做出回應，以及烏克蘭危機對它們的影響。至於誰會來幫助它們，以及一些日漸升溫的事態會如何發展，例如台灣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烏克蘭危機不會給台灣的前景帶來太大的影響。台灣問題有它自身的發展動態和歷史背景，但我們可以就此進行討論。
第二，烏克蘭危機將許多事情複雜化，包括中美關係。美國問中國為什麼不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我們必須非常小心處理，不要順理成章地把烏克蘭問題定義為中國已經站在錯誤的一邊，讓這個問題變成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之間的鬥爭。
在烏克蘭危機中，我們都無法置身事外。我想，如果涉及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問題，許多國家都會表示贊同和支持。就連中國也不會反對這一點，事實上他們私下對此堅決支持。但是我認為，你很難就此定義為——這是民主國家與普京獨裁政府之間的鬥爭。或說這是民主國家與多個獨裁政府之間的鬥爭，那就會把中國也歸入錯的陣營，從而讓局勢變得愈加複雜。
目前的情況已經十分艱難。雙方之間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互信，因此很難找到一個合適層面讓雙方可以溝通，致力於恢復友好關係、緩解緊張局面，逐漸建立互信。如果希望與另一方共存，做出一些妥協是必需的。如果百分之80的關係存有敵意和衝突，那你就無法將其餘的百分之20排除在外，然後說「這樣，我希望實現互利共贏，並在疫情防控和氣候變化方面實現合作」，當然還有貿易方面的合作機會。
要如何做到這些，就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關注，我想他們確實有那麼做。他們也知道，現在除了全神貫注地處理烏克蘭問題，在亞洲區域課題上，他們應該要有正確的戰略方針。
第三，你問到了有關美國的信譽問題。這可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人們是否還能跟美國做生意並相信他們作出的承諾。至少，比較複雜的一點是，一屆政府達成的安排有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延續到下一屆政府。有時，要讓一項承諾貫徹落實，需要在國會上獲得通過，形成一項條約並正式生效。如果沒有正式生效，那麼這一屆的總統可以簽署一項命令，下一屆總統就可以簽署另一項命令，而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
雖然沒有規定不能跟美國做生意，但這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美國立場的穩定與一致性有好有壞。我認為一個穩定但可惜且無益的層面是美國兩黨對於中美關係的立場。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無論是在國會山報、智庫、甚至媒體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這個挑戰者很不一樣。如果現在不挑戰他，還要等什麼時候呢？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與特朗普政府大不相同，而關於這個問題的基本姿態，我認為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說，你們在這方面有信譽，但我認為更好的承諾是能保證即使無法共居，至少能在這世上共存。這是長期的共存，雙方都需要合作，確保不會一直給彼此造成傷害。
另一個會影響美國可信度的是你們的世界地位。你們充滿自信、善於掌控自己的問題、與時並進，並且是一個在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強國。你們或許不再是超級強國，但你們依舊是世界上幾乎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先進、最有活力，以及蓬勃發展的經濟與社會之一。你們可以吸引人才，可以創造新的企業、促進增長和激發創意，並且改造自己。這可能會是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但你們做得到。
但世界對此的看法並不一致。世界某些地方，明確地說包括中國，強烈認為東方正在興起，西方正在衰落。他們認為美國並沒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因為對於美國這種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而言，世界的變化太快了。
我完全不相信這種說法。我知道你們面對許多問題，因而無暇他顧，目前也沒有解決方法。但如果就此斷定美國是個沒有未來的國家，將會是一個非常輕率的結論。這是個賭注，若下錯，就需要付出代價。而且錯的可能性很大。比如要為過於雄偉的計劃，過於自滿的假設，以及過於強勢的行為引發問題而付出代價。這不只會影響美國也會影響世界各地。
但美國想通過爭辯來改變這看法也是徒勞無功的。要改變這個問題，就必須讓大家看到你們在逐漸解決自己的問題。另外，看看外面的世界，並且扮演亞太地區想要你們扮演的角色。儘管中期選舉與總統選舉會有所影響，我希望你們可以辦到。我先說到這裡，接下來讓你們提問。
華爾街日報：謝謝，您的觀察/看法很有用也很坦率。我先代表大家向您提問。您密切關注中國局勢，所以我想知道你認為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持有什麼態度。您提到了一些人認為美國正在衰落，而習近平正為下屆任期（年底開始）鞏固權力。你認為他在太平洋地區及其它地區的整體戰略是什麼？
李顯龍總理：我想他們是把太平洋區域視為所謂的近鄰。這是他們的區域；他們與該區域有著密切的互動，而不僅僅在貿易方面。中國也是本區域大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許多國家都在中國進行投資，新加坡當然也有，而中國也日益在這些國家進行對外投資。他們想交朋友，也想施展影響力。
雖然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歐巴馬總統任期間就說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但問題是，這是否意味它夠大，足以讓各國與中美兩國都建立友好關係？還是認為它夠大，兩個大國可以將之一分為二？中國曾表示，樂意見到一些國家與中美兩國都是友好關係，他們並且不贊成封閉、排他性的群組。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表示，區域事務應該由區域內的國家來解決。不過，區域外的國家也在某些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區域課題上，有合法的利益，比如航行自由和區域穩定與安全等。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其實也會加入其中，或想要參與。我認為這是許多亞太國家希望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問中國想要什麼，我認為他們想結交朋友和施展影響力。他們有資源、有集中力，也通過很多方式這麼做。區域內的每個國家都與中國有著廣泛的關係，都希望抓住中國提供的商機，與中國做生意。但同時，大家也希望在多極化的世界裡，保有一定的行動自由和自主權。
華爾街日報：這幾年間，我們在太平洋看到了兩件事，讓我特別感興趣。廣義而言，其一是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經歷──中國人如何看待美國人處理冠病疫情的方式和我們如何看待他們處理疫情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敘述。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個疾病源自中國，而且如現在所見，封城鎖國不是最好的方法，科興疫苗也不是最有效的。這些都具有很多爭議。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區域對中國從一開始對疫情的處理和應對有什麼看法，而這是否造成了什麼持久性的影響？
李顯龍總理：我認為太平洋區域比美國更尊重中國的做法。美國嚴厲指責他們一開始沒有迅速發現、公布和消滅冠病。但實際上，他們一個月內就公諸於世，各國也爭相作出反應。一些國家反應迅速，而另一些國家，如美國，則後悔沒有更快地作出反應。你們特彆強調的，卻是中國當初有可能處理不當以及處理方式不透明，尤其是質疑病毒是否從實驗室泄漏。
當然，我想中國人也許可以從一開始就更加透明，而現在也可以更開誠布公地說明當初的狀況。但如果我是中國人，被要求證明病毒沒有從實驗室里泄漏，而這個說法本來就沒有太多根據，我會質問：我為何要開放我的實驗室，以消除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和猜疑？在實驗室里，可能還有很多其他事物，是中國不願意透露的，這也合情合理。
在本區域，我認為澳大利亞應該會從美國的角度出發。區域的大多數其他國家都會說，既然情況已經發生，就讓我們處理吧。
在疫情期間，本區域各國都面對抗疫的挑戰，但在過去兩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不需要嚴格檢測和隔離的其中一組外國遊客，就是中國的訪客。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接下來是否照舊這樣，但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華爾街日報：謝謝您的答覆，我的另一道問題將以區域為切入點。隨著中美經濟關係產生變化，隨著供應鏈脫鉤，或者隨著美國更注重製造業，您認為中美製造業貿易在性質上不斷地變化，對整個區域的國家來說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除此之外，我對香港局勢不斷改變給新加坡帶來的影響特別感興趣，尤其是西方國家公司的反應。是不是真的有大批的人遷移到新加坡，而這轉變對整個區域有怎樣的影響？
李顯龍總理：我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脫鉤的問題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影響取決於它有多嚴重。讓我以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的地球或多或少是平的來做個比喻。現在，這個地球出現了個裂口，一個裂縫，裂縫正在擴大。我們不清楚裂縫將大到什麼程度，也不清楚是否有可能阻止情況惡化。好吧，我們同意保持距離，但在其他領域仍一起合作。我希望這是可行的。即使不完整，我們至少還能夠保持連接。這意味著你的投資、技術和生產都在中國，也出口到中國，相互依存。或多或少，生活還是可以照常運行。
我們但願如此，卻沒有絕對的把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可以想像，有一部分的討論將會與供應鏈重塑相關，一部分則是探討如何構建更穩固的供應鏈。那麼東南亞就可以成為這個戰略的一部分，這也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在推動的。告訴人們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對跨國企業而言，中國雖然非常具吸引力，但東南亞國家也不錯，不妨考慮把一部分投資遷至東南亞，以對沖賭注。
一些跨國企業早在最近的棘手問題出現前，就已經開始這麼做了。部分原因是隨著中國的發展，人們的工資提高了，競爭優勢產生變化。越南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印度尼西亞具備潛力，但還有不少進步空間。就連孟加拉國也在擴大他們的紡織和服裝產業。
因此，如果我們維護一個國際體系，我們還是可以維持生計。我們將致力加強我們的信任指標和發展我們的網絡。這樣一來，我們的供應鏈可以連接和運作，我們就能成為可信賴網絡的一員，成為全球戰略韌性的一部分。
如果裂縫進一步擴大，以致我們都得決定，為了各自擁有國家韌性，一切都必須在自己的國家製造。那麼，原本由來自40個不同國家的部件所組成的蘋果手機，現在80%的部件必須在美國製造，這一來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了。
一些國家指責中國進行國家干預、提供津貼和扭曲事實。但如果你出於戰略因素而決定把很多活動遷回本國，那麼實際上你也是半斤八兩。這樣還有什麼規則可言？
目前為止，基本的原則是各國可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偏離嚴格的自由貿易規則，並提供津貼。世貿組織制定了一套公平貿易規則，並進行仲裁。但你還要更深入地看待這個課題。如果不是按照森林法則，也就是說各國不會不惜一切要在本國製造每樣東西，不願意花大筆資金把製造活動遷回本國。那我們就需要制定新規則，決定哪些是合理和可接受的範圍，有什麼限制以及如何達成共識。這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人人都說必須保持國家韌性，但如果大家都永無止境地追求這個目標，我們將再次陷入森林法則的困境中。
香港則是另一個問題。他們的首要和迫切問題，而我認為是個短期問題，就是當地的外國人已經厭倦了冠病限制措施。他們不能旅行，也不能很便利地做生意。如果你不能進入中國或到本區域，留在香港有什麼意思呢？因此，他們想移居他處。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會想來新加坡。我們樂意歡迎他們，但其實如果他們願意留在香港，我們會更高興。雖然這會對新加坡帶來競爭，但這將使本區域富有活力和朝氣蓬勃，而位於本區域的新加坡將從中受益。
對香港而言，更長遠的問題是在2019年後，在發生學生示威事件後，中國改變了條例並制定了新法律。環境已有所改變，企業必須決定，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能從事什麼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