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是可以做生意。很多公司在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的别岸，它们的生意都做得相当成功。但在香港这个仍然独特、有价值和不同的地方，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否仍须留在香港，还是可以到其他可能有别的优势的地方？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移居。有些人可能会到新加坡。另一些人可能会到别处。我们拭目以待。
在香港回归中国前，两地的发展起点很不一样。当时的希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以一种良好的方式趋同，并在50年后，当一国两制的安排结束时，两地的结合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中国大陆会与香港靠得更近，而香港也会更像中国的情况。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是50年的中间点。我相信即便环境正逐渐改变，香港仍然可以维持生计，不仅仅是挣扎求存而已。
华尔街日报：您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对话会上说您不认为原本的预计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不认为这是我们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和中国接触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本身有好处，而美国人也因此获益。但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接触其实是要让中国变得更民主，即使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至少它不会那么强势或实行扩张主义。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基本上一直在资助在西半球，如在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政权正大力破坏美国在本区域的利益。
您接着说，我们要做的是把中国带进来，让它能在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以强势和消极对抗的方式在我们所处于的半球行事时这样做呢？基本上，中国所扶持的国家的作为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利益，我并非讨论它们是否民主，而是讨论与稳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课题。
李显龙总理：对于什么是对他国人民政治事务的不当干预，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新加坡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属于新加坡人，如果你不是新加坡人，你就不应该参与或资助我们的政治活动。我想大多数国家也持相同想法。但许多国家确实试图影响他国的内政，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干预活动。
反之，如果你不把中国带进来，把他们排除在体制外，目的是让他们变得更穷、更无法成为世界上不稳定因素之一，你确定世界会因此更稳定吗？我们当初的设想是，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口日益富裕，他们将形成中产阶级，他们会在现状和国际体系中有既得利益，因为该体系将让他们获益。中国需要国际金融系统，他们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们需要世界贸易体系，因为它们出口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往来。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的一分子好过把他们排除在外。
华尔街日报：我想跟进一下，我同意您的说法，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美国会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李显龙总理：他们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之一了。
华尔街日报：我猜想中国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吧。
李显龙总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在二战后于布雷顿森林成立。当时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这两个机构成立后，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并由美国认可的领导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当时，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分配反映了各经济体在当时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权力经历了一些微改。因此，问题不是你为什么要让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是这个机构的合法性是否有所改变，尤其是它成立时的经济平衡情况和现在很不同，如果维持现状又会带来什么影响，特别是我们无法避免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你可以说，好吧，我就让世界银行维持现状，让我能在推选世行行长时有很大的话语权。那中国会说，好吧，我就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尽管这是个不同的银行，但它为中国提供另一个与世界接触的管道。这是否对世界更有利？如果我们都在同一个全球框架内运作，那也许会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对的？中国要和世界建立联系，要投资，要做生意，其他国家也想和他们做生意，而这个体制能让他们这么做。
以前的情况不同。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也曾就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展开相同的讨论，但是当时讨论的对象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他们不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成员。该协定当时有大约150名成员，成员们举行了多轮的关税贸易总协定谈判，每一次都取得进展，成功降低关税并使贸易往来更自由。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是否要让苏联加入协定。当时，各国的论点是最好不要让他们加入，因为如果这么做，每个争论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导致大家陷入僵局，什么也解决不了。不过，当时的情况是，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做。但现在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他们不在体系内并且无需遵守相同的规则，我想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华尔街日报：在外来影响课题上，我看到新加坡在去年通过了有关外来影响的相关法案。我想请您具体说明一下，在这方面，新加坡视哪些国家为威胁，而哪些具体的举止或行为会引起你们的关注？
李显龙总理：我们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与庞大的互联网相连接。其次，新加坡人都会说英语，也读懂英文。第三，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有华族、印族、马来族和其他族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像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你很有可能在日本生活。但本区域的其他地方有大量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绝不能说和这些地区保持联系对新加坡没有用处或对新加坡不重要。
因此，看着外来势力如何影响美国，看到其他国家也发生类似事件，有些不明显，有些却十分张扬，并往往无孔不入，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并自问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新加坡。环顾这世界，人们有各种理由想要影响我们的态度和政治观点，例如把我们推向某个方向，或让我们的人民意见分歧。
这类事件不断在我们现代历史中重演。最近，法国一智库进行了一项有关外来影响的研究，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分析新加坡的情况，他们认为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外来势力的目标，是因为我国的种族联系，但他们也看到我们如何努力构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以防范外国势力的介入，并使新加坡有别于其他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些学者也举例说明这些事件如何可能发生。
华尔街日报：显然地，大家都在猜测乌克兰战争会如何影响区域问题，尤其是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我想知道这会如何影响你对本区域的战略安排以及你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想法，尤其是你们就加强本区域与美国有关的国家安全架构进行了哪些对话？您在讲话中提到，很明显的亚洲没有北约，也不会有亚洲版的北约。不过我们也听说本区域的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认为亚洲应该有这类机制，也许这能加强他们在本区域的战略安全意识。您对此有何看法？面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这会如何改变和演变？
李显龙总理：本区域的所有国家肯定会思考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国防。我之前说过，除了要防御传统的战役外，各国还要考虑核武问题，尤其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已明确提出这个已经潜伏多年的问题。韩国也认为应该发展本身的核能力。如果这样的情况在东北亚发生，我不确定核武扩散问题的发展只是如此而已。
那么，安全架构呢？一些亚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例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另一些国家如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不过长期以来和美国有进行安全合作。新加坡甚至给我们的关系起了特别的名称––新加坡和美国是“主要安全合作伙伴”，这是个专属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其他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朋友。
新加坡和美国的合作紧密，我们觉得你们参与本区域事务是件好事，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会涉入你们的战争，或在我们出事时会要求你们前来搭救。这其中有一定的伸缩性，我觉得最好是维持现状，因为本区域的国家并非都想和各方对峙。我有我的朋友，你有你的朋友，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我们都有生意往来，而且交易量颇高。因此，我们要为这个区域建立的架构，是能将这个区域凝聚起来、让大家在决定采取极端解决方案前能三思的架构。
中国通过多项经济和其他计划与本区域接触。新加坡与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中国也有自由贸易协定，而现在我们有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也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该协定一开始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等几个国家一同发起，后因美国的加入而扩大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改变了格局。我们提出的论点是，这可让美国拥有一大筹码，也是具战略性的一步，能显示美国正在参与区域内的事务，并可加深美国与本区域各国的接触，让他们有理由说：“我们和美国站在一起。”
然而，你们的国内政治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你们必须离开，也把大门敞开，而现在有别人来敲门。CPTPP成员会怎么做是一回事，美国会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我不能要求美国重新加入协定，因为你们基于国内原因不太可能这么做，但你们不应该缺席，应该参与其中，致力改善市场准入和深化与本区域的经济关系。
拜登政府明白这一点，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困难之处是如何在无需获得贸易促进授权（TPA）或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让这个框架更有利于改善市场准入。但美国应该开始有这样的对话，并将各国聚集在一起，以包容的方式展开对话，也就是说，这不应是“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在对话，而是“暂时有各国参与，但还不包括中国”的对话。中国不会在近期内参与对话，但总有一天会有这个可能。
以CPTPP为例，一直以来人们都不相信中国会愿意加入该协定。美国的谈判方式，如果要我诠释其用意，是要使相关条款变得非常严格，让某些国家难以加入。中国一直在密切留意相关进展。刚开始，他们视该协定为一种威胁，并谴责这是一场狡猾的阴谋。后来，中方研究了协定的条款，并在一个非常高级别的场合问美国：“如果我们要求加入，你们会怎么想？”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去年，在美国成立澳欧美联盟（AUKUS）后，中国问：“我现在举手想加入CPTPP，可以吗？”可见中国正建立这类联系，而如果说本区域应该拒绝这类接触的话，我认为那是不对的。这不仅不现实，而且是错误的。我们确实希望中国能参与本区域的事务，但我们希望中国不会是我们唯一的伙伴，而是希望美国、欧洲也能参与。欧洲宣称他们在远东地区有战略利益，英国不时会派出新型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南中国海。他们最近才这么做。法国也会不时派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之前则是派出圣女贞德号航空巡洋舰，在本区域亮出法国国旗。我们欢迎这样的交流。
但在本区域的接触应该是重叠和有建设性的，这样才不会有前线，也不需要宣称“这是我的缓冲国”。有些国家如朝鲜就持有一点这样的姿态，有些中南半岛国家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总得来说，自二战以来，本区域国家一直是美国的朋友，有些甚至是盟友，而这并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我希望这种情况能持续下去。
华尔街日报：总理先生，我一直觉得您是带着某种历史意识向前迈进，总会从广义角度思考事物，例如事物的广泛历史含义。我想了解的是，您自2004年担任总理以来，在发言时是否有观察到或认为美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美国是否认清本身的历史意图？您认为这些意图是正确的吗？同样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为一个抱有一定意图和意义的历史人物，您对他有何看法？我指的不是现在的TPP，而是习近平有何意图，想要的是什么？美国的意图又是什么？美国想要什么，应该要什么？
李显龙总理：长久以来，美国不仅标榜自己为山巅之城，也意识到开放国家并愿意承担本区域警察的义务对自己有利。你们也认为本区域的稳定和繁荣对美国有利。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美国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亚太地区多年来都不是美国的烫手山芋。事实上，本区域是美国作出投资以及美国跨国企业获利的地方。美国人民在亚太地区定居，而你们也有许多朋友在本区域。他们在这里生活、学习，对美国产生好感并和美国建立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平衡出现了变化。随着中国以及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伙伴国的发展，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相反的说法，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个负担？我的份额比以前小了。其他国家已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我现在能否承担较少负担并得到更多好处，而你们可否承担更多你们的支出呢？”
当然，这是上届政府的说法。现任政府对美国的朋友和伙伴采取更广泛的方针，但战略和经济平衡已有所改变。因此美国必须根据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动作来做调整。
我想你们花费很多精力思考的是，到底要如何应付中国。你们很努力尝试，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但也觉得很困难。就算不能达成共识，至少也要开始建立联系。这有助于双方处理问题，并朝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还要找到愿意配合的中方伙伴，让双方的联系在超过一届美国政府的任期仍有连贯性而不会难以预测。这对美国和整个区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并让你们无暇他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