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阿拉伯商人

2020-10-10     132
新加坡的阿拉伯商人

艾莉雅·尤尼斯

艾莉雅·尤尼斯(Alia Yunis)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现居阿布扎比。 她撰写的小说《夜晚计数器》(The Night Counter)(兰登书屋,2010年)广受读者好评。

新加坡的阿拉伯商人// 图文作者:艾莉雅·尤尼斯(Alia Yunis)

新加坡的阿拉伯商人

新加坡被世界银行评为全球经商最便利的国家。的确,19世纪初期,阿拉塔斯(Alattas)、阿裕尼(Aljunied)、阿撒哥夫(Alsagoff)、阿卡夫(Alkaff)和伊本·塔利卜(Ibn Talib)等阿拉伯家族正是为经商才来到这里,那段时期正是历史上海外阿拉伯人最成功的时期之一。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座面积达710平方公里(275平方英里)的岛屿有一半以上的领土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百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占总人口(540万)的15.5%——837,000人。那时的新加坡还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贸易中心,而今却变成了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一座迷人的城邦大都市,摩天大厦鳞次栉比,高档购物中心比比皆是。那时的甘榜格南区(有时也称为阿拉伯人聚居区)还没有变成外出游玩的时尚之地。

从移民到此的祖辈算起,现在已经过了五六代人,但很多阿拉伯人仍没忘记自己的根。恰恰相反:这个社团的成员关系密切,他们的祖先来自也门南部的哈德拉毛,尽管已深深扎根在新加坡,但他们仍把自己当作哈德拉毛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一个周六的下午,新加坡阿拉伯人网络(ANS,一个几年前成立的团体,在当地组织文化活动,资助慈善事业)的几个朋友聚会时,赫蒂杰·阿拉塔斯(Khadijah Alattas)回忆道:“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调皮了,父亲常常会说,‘我就把你送回哈德拉毛去。’”。赫蒂杰·阿拉塔斯是一位女商人,说话声音非常温柔。

听到这句话,坐在桌旁的其他人都笑着点点头。他们总是对自己家族的事情津津乐道,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传统非常自豪。大多数人都想哪天回哈德拉毛看看,尽管没有人真的愿意回去定居。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嫁给住在哈德拉毛的人时,年轻的女人们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不!”。她们仍然很少与新加坡阿拉伯人圈子以外的人通婚,过去是迫于家庭压力,如今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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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体正在阿拉伯人聚居区的扎克咖啡馆里聚会,这里距城市金融区有几个地铁站的距离。ANS实际上的领导者阿拉塔斯就在这里工作。扎克咖啡馆是一家中东式餐馆,里面装饰著整面墙大小的照片,照片里是哈德拉毛的多山风光。透过咖啡馆的窗户,苏丹清真寺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是新加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唯一一座可以在墙外就听到祷告声的清真寺。

清真寺旁边是马士吉街(Muscat Street)。两年前,ANS参加了马士吉街盛大的重开仪式,庆祝新加坡和阿曼两国政府合作的道路建设项目竣工。现在,这条街上添设了两道漂亮的拱门,还有一系列四幅一组的壁画,描绘新加坡阿拉伯人的文化遗产。

甘榜格南区有众多“商店屋”,扎克咖啡只是其中一间。商店屋过去是阿拉伯商人的产业,房屋的下层用来做零售生意,上层供家人居住。如今,这些房子成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来这里选购蜡染布、纺织品和香水,或者找一间露天咖啡馆,白天或晚上在湿热的户外抽袋水烟。不过现在,阿拉伯街仅剩四家商店屋仍在由阿拉伯家庭经营。

“阿裕尼兄弟”就是其中一家,这是一家中式和马来服饰缝纫店,由扎赫拉·阿裕尼(Zahra Aljunied)85岁的父亲尤尼德(Junied)经营著。扎赫拉·阿裕尼说话的语速很快,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她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因组织过第一届关于新加坡阿拉伯人的展览而出名。这次展览于2010年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举行,其中展出了一些个人信件、照片和手工艺品等。记族谱是哈德拉毛人社群的一种传统。过去,阿裕尼家的这一工作都是由她的祖父在做,她称呼自己的祖父为“阿裕尼系谱专家”。现在她接手了这份工作。与社群里的其他人不同,她和父亲去过两次也门,主要是为了收集族群信息。

在扎克咖啡馆,阿裕尼正在向大家展示她收集的老照片,一群女人围在她的电脑前。好多人都被这些照片惊呆了。她抽出一张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是几个穿着华丽晚礼服的妇女,这时,在旁围观的一个人惊呼道:“那是我的祖母!” 后来发现,她的祖母也是另一位妇女的姑妈,而且还是另外一个人的表姐。但是,她们的长相看起来并不像一家人。从16世纪开始,哈德拉毛的商人们穿越广阔的东南亚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当地的不同族群通婚。他们后代的长相很多呈现出与新加坡其他社群混血后的特征,特别是新加坡土著马来人。

在去新加坡之前,阿裕尼家族和其他几个阿拉伯商业大家族已经以印度尼西亚的巴邻旁(Palembang)为基地,在东南亚经营了300年左右。

传说,新加坡的名字来源于一位马来王子。他在13世纪登上这座岛时,发现了一头狮子:在马来语中,新加坡拉(Singapoura)的意思就是“狮城”。当英国人在1819年把“狮城”划为殖民地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一些阿拉伯人了。当时,被称为19世纪“现代”新加坡总设计师的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希望把这里变成一个区域性贸易枢纽。为了实现这一雄心,他鼓励更多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在甘榜格南区安家落户,这里当时还是马来人的小渔村。“甘榜”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村庄”,“格南”是过去生长在当地的一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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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史书中,[作者]把莱佛士描绘成了一个喜欢阿拉伯人的人物,”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说,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ANS组织里研究哈德拉毛人历史的权威。“事实上,莱佛士并不喜欢阿拉伯人。他说过阿拉伯人的很多坏话。但他又指望阿拉伯人为这块战略要地带来生机。”

“莱佛士刚来时,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希望建立一个贸易网络,恰好阿拉伯人已经在这片区域拥有一个良好的贸易网络。他感到有利可图。所以帮助阿拉伯人来到新加坡……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利用了阿拉伯人——就像所有殖民统治者会做的那样。”

新加坡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殖民时期建立的莱佛士酒店,当时这家酒店租用了赛义德·穆罕默德·阿撒哥夫(Syed Mohammed Alsagoff)的土地,于1887年建成。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地产租赁一直是阿拉伯人最大的生意。直到政府后来出台政策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这给阿拉伯社群的人们蒙上了一层阴影。

传统上,大多数阿拉伯人的地产都是交由穆斯林信托行waqf持有。根据1947年出台的《租赁控制法案》(Rent Control Act),二战前建造的所有房屋一律不准随通货膨胀增加租金。waqf的大多数地产都受到了影响, 结果导致信托地产的价值大幅缩水。但是,最大的打击来自1967年的《土地征用法令》(Land Acquisition Act)。

新加坡政府设想把新加坡进一步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中心,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土地紧缺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该法令允许政府以任何价格征收地产(特别是战前地产),用于城市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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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得不低价抛售他们在新加坡市中心持有的大批房地产。事实上,留给新加坡阿拉伯人的主要地产只剩下了一处:翠峰园行政居(Treetops Executive Residences)。这是一处建在市中心边缘的豪华公寓群,塔利卜(Talib)家族曾在此拥有一处私人别墅。1953年,私人别墅被改建成公寓,然后于2000年被拆除,改建翠峰园。

19世纪,卡勒德·塔利卜(Khaled Talib)的祖父及其兄弟们买下了这块地。身为记者兼作家的他提到,因为《土地征用法令》,他的家族损失了不少土地。“我们在新加坡曾经有600多间商店屋,但现在只剩下40间了,”他说。“我们出售了一部分[以市场价格],但有很多是被征用的。”

他还补充道:“阿拉伯家族在新加坡持有的大部分土地都要依法强制接受信托管理,这种规定现在已经失效。但结果是,除了被征用的部分,其余地产全部被卖出,继承的股权也被分割。但是,我们的信托仍在继续。我们也在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确保房产得到及时翻新,以适应新加坡不断变化的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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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阿拉伯人做着收入微薄的工作,扎赫拉·阿裕尼很清楚这一点。“我找到了一封英国政府1954年写给我父亲的信件,信中通知要征用他的一块土地用于建设寺院,并承诺给他100年的租期,”她说。“我父亲以为他们要建清真寺,没想到他们建的是一间教堂。” 比这个误会更糟糕的是,她找不到父亲签订的租赁协议,没人能找得到。她的家族永久地失去了这块土地。

然而,他们在新加坡并不经常谈论这些故事。陈彬彬(Tan Pin Pin)是当地的一位电影制片人,她喜欢探寻新加坡不那么光鲜的一面。她曾经拍摄过一部短片,探讨土地紧缺带来的各种问题。不过,她对新加坡的阿拉伯人了解并不多。她说:“当我去阿拉伯街或巴格达街逛街时,我不会考虑它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 她从来不想知道“阿裕尼路”和“阿卡夫花园”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

“我的曾祖父在19世纪90年代从中国来到这里,”她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运到这里,为英国人当苦力。我想,我们只是为了挣得更多的钱。你知道,经商是我们关键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商业中心。人们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她掏出自己的国民身份证,上面显示她是一名华人。(证件上的种类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 “这种分类有助于管理部门控制商业,保持适当的[种族]比例,维持稳定。”她说。

人口估计在7,000到10,000之间的阿拉伯人被划入了“其他”类。但阿拉塔斯说,阿拉伯人的实际人数比这更多。自从政府开始对马来人(政府承认的官方原住民)实行教育补贴后,有很多阿拉伯人开始改称自己是马来人。

“上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鼓励不同种族的人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他说。“我想,这是因为政府认为这对旅游业来说是一大卖点。这是发展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使得不同族群的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更感兴趣。”

正是这种鼓励促成了ANS的建立。去年11月,ANS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晚宴,以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媒体对这一活动做了大量报道,这也激励著这个组织开展更多工作。“我们想要展示我们的文化,同时证明我们是推动新加坡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哈迪杰·阿塔拉斯(Khadijah Alattas)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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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阿拉伯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也门的文化之中:也门菜肴中常见的龙虾片和鱼酱就是来自新加坡马来人的菜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阿拉伯人都很少回也门。上世纪60年代,由于也门的政治动荡加剧,回国的人数就已经开始减少。另外,按照传统,男孩子在快成年的时候要回一次也门,但在1967年新加坡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让这一习俗难以实现。现在,如果新加坡阿拉伯人想要离开这里,多半会选择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工作。

哈德拉毛地区的人也不能再指望新加坡的亲戚寄钱回来,尽管这些人曾经在那里建造了华美的家。但是,新加坡阿拉伯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却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也门的文化之中:比如,也门菜肴中常见的龙虾片和鱼酱就是来自新加坡马来人的菜肴。

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本身已成为一处国际美食天堂,所以这里的阿拉伯人很难像在西方国家的阿拉伯移民那样在家园以外推广自己的传统菜肴。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讲阿拉伯语了,除去一些可爱的传统,比如仍会称呼女人为sharifa——意思是“高贵”。

家系和宗教是他们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很多家族的家系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本·伊萨·阿尔·穆哈吉尔(Mohamad bin Isa Al Muhajir),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10代后裔,在公元956年离开巴格达搬到哈德拉毛。现在,社区里的大部分家庭会在每周五晚聚在一起,帮助孩子学习宗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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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哈桑·阿尔-阿塔斯(Imam Hassan Al-Attas)出身于一个精神领袖世家。他和妻子与他们的大家族生活在一起。在家中吃晚饭时,他与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聊起了祖先的历史和信仰。“很多人说,哈德拉毛人来这里是传播伊斯兰教的,但当然,大多数人不是这样,”阿拉塔斯说。“推动因素有很多,比如生活不稳定、内战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饥荒。”

“一千年前,哈德拉毛非常富饶。但是,近500年来,那里变得越来越贫瘠。所以人们开始外出找工作,养活自己。因为哈德拉毛的教育基本上以宗教为主,他们或许是商人,或许是业主,但当他们走出去,到其他国家找工作的时候,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人,特别是通过联姻。”

“同时,也来了些真正的学者,”伊玛目·哈桑补充道。他自己的家族就是个鲜活的例子。“随着社群的不断壮大,他们应邀来这儿担任某些职位。他们有时也会扮演多重角色——你是一名传教士,但也需要通过经商获得经济支持。”

伊玛目·哈桑和阿拉塔斯说,与其他因素相比,新加坡的中东式街道名称与它的战略位置关系更大。正如新加坡是贸易中心一样,这里也是各地朝圣者的补给点。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东方其他地方的朝圣者会在这里进行物资补充,然后继续麦加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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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提到,在政府通过监管资金并根据邻近人口签发建筑许可证的方式合理规划清真寺的建造之前,他的父亲就已经于1952年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清真寺。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新加坡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他说。“他有三份护照——英国的,马来西亚的,然后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后,他又拿到了新加坡护照。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哈德拉毛人身份。我仍然记得,我父亲在布道的时候说的是阿拉伯语。人群中也有马来人,特别是星期五祷告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懂阿拉伯语。”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穆斯林宗教协会(Muslim Religious Council)成立后,所有穆斯林劳动者每个月都会自动从工资里捐出一新元,用来支援清真寺的建设。“当收集到足够的资金时,政府就会替一个穆斯林社区把钱交给宗教协会,有可能是印度社区也可能是马来社区,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清真寺。”伊玛目·哈桑说。“以前,有些清真寺是木结构的。现在经过重建,这些清真寺变得更漂亮了,也装上了各种现代设施。”

新加坡几乎所有的事物都非常时髦,就连较陈旧的也不例外。像阿拉伯人聚居区这样的民族聚居区也很整洁有序,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从早到晚迎来各种各样的游客,但原住民的后裔们大多住在其他地方,在时尚新加坡那闪亮的高塔间,在清新自然、绿树成荫的街道和花园间。

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有教授、外交官、银行家、作家、秘书,偶尔还有开商店屋的老板,他们共同交织成这个国家的商业图景。他们一边惬意地行走在乌节路(Orchard Road)和其他整洁的大道上,或在滨海湾(Marina Bay)附近悠然散步——这里的鱼尾狮(一半狮子一半美人鱼)雕像是本城的吉祥物,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一边倾听着阿拉伯街的唤礼辞。

“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像新加坡这样了,”卡勒德·塔利卜说,他对新加坡人的复杂性作出了总结。“我以前在阿联住过一年,尝试加入一个新加坡俱乐部。我打电话给俱乐部的负责人,那人是个华人,他不相信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你可以看到,他对新加坡人的视角就和我不一样。所以我喜欢说自己是在新加坡出生的阿拉伯人,马来人的暂住客,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原始主人。”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做些哈尔瓦甜食(halwa)和小麦粉布丁(muhalabiyyah)当作点心。有些事情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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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雅·尤尼斯艾莉雅·尤尼斯(www.aliayunis.com)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现居阿布扎比。她撰写的小说《夜晚计数器》(The Night Counter)(兰登书屋,2010年)广受读者好评。This article appeared on page 38 of the print edition of Saudi Aramc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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