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人有一句话：“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美国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小国的两难。
（海峡时报档案照）
Kim Dozier（《时代》杂志）：我是《时代》杂志的 Kim Dozier。我想问的是，拜登政府是否接受了您所建议的“北京耳语者”角色，为美国政权做传话者？
李显龙：我可不是 “北京耳语者”。
Kim Dozier（《时代》杂志）：有这个可能吗？
李显龙：不可能。新加坡不是那个家庭的一分子。我们是个以华族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有独立国家利益和优先考虑事项。中国是如此看待我们，我们也提醒他们这点。
42:11 -【中美关系与往来】
Kim Dozier（《时代》杂志）：白宫和美国国会两党对中国某些做法感到愤怒。他们认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或投资美国公司后撤回资金，并带走相关技术。新加坡如何跟他们做生意？你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透明的国家，您会怎么告诉美国国会，中国是可以做生意的？还有怎么做？
李显龙：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腐败是其一，窃取知识产权是另一回事 。
我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公司和其他企业遇到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不论是在正式情况下被剥夺了知识产权，或是非正式情况下，这些问题以不同形式出现。
如果你问问这些公司，他们会告诉你问题并未消失，但是变得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中国现在更重视保护本身的知识产权。但我想中国人也非常希望，正如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做法一样，向其他国家学习它们的科技和点子。就像你们从欧洲国家那里获益，通过无数欧洲移民和访客获得了不少点子，也靠自己的渠道悄悄获取信息。中国也这么做。
我想，让美国国会非常不满的是，当人们发现一些盗取技术的人似乎与中国大陆有渊源，但受害者却求助无门，也得不到任何同情。或听说：“我也曾遇到同样的情况” 。你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但却无能为力。
针对这类问题，我不认为制裁能产生多大效用。你们需要做的是在高层级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明确表明双方必须建立互信才能维持稳定的关系。如果一方或双方做了一些破坏两国互信的事，我们可能意见不同，我也可能不喜欢你，但我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信任你，才能继续和你做生意，共同解决问题。正如乔治·舒尔茨在他百岁诞辰上说过：“信任是国家的硬通货”。当今世界正严重缺乏这样的信任，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产权的窃取和网络安全仍是个问题。
46:20 -【应对气候危机】
Kara Tan Bhala (Seven Pillars Institute for Global Finance and Ethics)：我是 Kara Tan Bhala，来自 Seven Pillars Institute。我曾是马来西亚人。面对气候危机 您认为新加坡会是怎样的情况，以迄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世界又会如何？
哈斯：我也想就气候课题向李显龙总理提问。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依赖，导致人们重新强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您是否担心这会导致人们不那么重视气候课题？您是否会担心我们正失去宝贵时间？
李显龙：我对气候变化非常担忧。你问我对应对措施有什么看法。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不足够的。科学家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们有礼貌地提出具有冲击力的观点，但他们努力的方向一直比他们的预测更为极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新加坡非常重视科学家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地势很低的岛国，最高点稍微高过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就这样。如果海平面上升，而这一定会发生，我们不至于会在一夜间被淹没，但会经常发生水灾，像路易斯安那州一样。
新加坡正尽力应对气候危机，但也得取决于全球的努力，因为我们在全球排放量只占 0.2% 或 0.3%。我们必须尽一分力，必须以身作则，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碳中和。我们正努力确定能多快实现目标，但这取决于技术和碳交易市场，而这些都是大问号。
此外，这还取决于国际秩序。如果和俄罗斯交战，大家将无法在减排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分摊碳减排责任。我认为这会是个大问题，即使没有交战，即使与中国之间有对话。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非常努力地和中国保持联系，当两国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就很难取得进展。美国已明确表明，不准备以气候作为讨论其他课题的条件，中方于是说，那何必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将是非常困难。我们将达不到所设下的目标，即使这些目标还不够高。大家应该有所准备。
切断对俄罗斯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将是欧洲国家。但除非俄罗斯石油从世界上消失，而他们本身没有内需消费，否则这个问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从气候课题角度来看，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从欧洲的角度看，恕我直言，我认为如果没有核能，欧洲就很难实现净零排放，但政治上没人会承认这一点。
50:09 -【新加坡如何因应气候危机】
哈斯：当您指出，缓解危机永远或不太可能奏效时，我不想把话强加在您身上，但我们不能孤注一掷，因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在政策方面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更强调适应气候变化？
李显龙：首先在缓解危机方面，我们尽本分，但我们知道新加坡不能决定结果，世界做的也不够多。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如果我们说的是下来100年，那我就有10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也有足够的资源去做。
冠病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暴发之前，我曾花时间在常年公开讲话中，向新加坡人阐明气候变化，以及对他们来说为什么重要。我说：你们有100年的时间做准备。如果海平面上升18英寸，甚至是双倍，我们还可以应付。我们可以建造圩田和堤坝，可以填海造地、垫高土地，而我们也有资源这么做。我也说：100年内投入1000亿元是我们能负担的。如果持之以恒，我们就能生存下去。我仍然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会这么做。但我必须指出，100年并非终点，它只是第一个里程碑，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几个世纪。
哈斯：您是否愿意支持相关的研究和实验，支持各项能帮地球降温的新科技？所谓的……
李显龙：地理工程学
哈斯：新加坡是否愿意批准一些实验项目？
李显龙：我们在这课题上没有官方的立场，但我本身是希望能展开一些试点项目。我认为情况已是非常严峻，和煮蛙效应一样，没有任何政治体系能采取足够积极的反应。因为今天的种种问题总比气候变化挑战更为迫切。此外，依据现有的科技技术和国际框架，也无法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案。如果我们需要进行与地球工程相关的实验，比如在天空中设置一些镜子 甚至是气溶胶，那我们就必须非常谨慎地思考。我们不应该未经深思熟虑，就排除任何可能性。
52:55 -【国与国之间的数码合作】
Sharik Zafar （Meta）：我想进一步了解您对数码合作项目的看法。新加坡曾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促进和东南亚的数码合作项目 我的公司总部…
李显龙：关于数码合作？是的，我们确实鼓励数码合作项目。我们和新西兰、智利签署了《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已申请加入，韩国也要加入。我们正尝试让美国也考虑和我们签署类似的协定。这有必要，因为需要有个框架相互了解，有套规定来讨论可共享哪些信息、在哪里储存信息、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么做是有实质意义的。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不是我们首创，不过我们决定后，就大力倡导这个数码伙伴协定，把相关事项纳入其中，将之和传统的自贸协定区分开来。这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推行的事项之一。
哈斯：我认为有人会误解其用意。在这个带有政治风险的贸易环境中，探索数码领域的空间似乎比其他领域更大。
李显龙：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可能有些敏感之处，因为这样的环境对信誉不佳的科技公司是有利的。
哈斯：我们不讨论这话题，线上还有其他人要提问吗？
55:01 -【缅甸局势】
Kira Kay（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我曾在2001年在新加坡当过研究生，当时在南大教新闻学，今天很高兴能来到现场。我想问您有关在缅甸发生的内战。我非常感谢您呼吁释放政治犯和落实东盟五点共识，但新加坡是缅甸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包括与军方所属的企业有贸易往来。新加坡银行也在处理有关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收益。看来化解这场危机，除了维护人道主义，新加坡也能从中获益。那么，我们在制裁行动上，还可以期待新加坡做些什么呢？
李显龙：我认为在缅甸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对缅甸国内发生的事情能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缅甸国内的局势，由其国内因素所导致。军方与翁山淑枝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之间存在深层的冲突，而且持续了几十年。你说新加坡在那里有投资项目，事实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的人都想离开，却被困在那里，既不能卖掉公司，也没法离开。我们的银行在处理缅甸的账目，有些是我们指定的，有些则是我们在密切留意的。一旦情况有变，我们的银行将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我们就会介入调查。
你也很清楚，以银行账目作为战略，迫使一个国家改变政策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像缅甸这样一个国家，更乐于自我封闭，与世界切断联系。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采取太激烈的措施来应对，只能继续尝试和缅甸军方保持沟通。我们上一次这么做，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但只要有耐心，缅甸最终还是回到正轨，举行了大选，选出人民政府，这个政权也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也许有必要再这么做，但我希望这一次不会更加困难。
哈斯：总理先生，我们要感谢您今天不只拨冗出席这场对话会，还非常开放坦诚地和我们分享了新加坡以及全球各地面对的种种挑战。我们期待再次在这里与您见面。祝福您与您的代表团，还有新加坡人民一切都好。谢谢您！谢谢！
文：黄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