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就像我们在地球另一端常说的：“因沙拉！”（但凭真主之意）如果问起人们 说到词汇联想，说起“全球化”，跟全球化联想到一起的国家，新加坡……
李显龙：我们名列前茅
哈斯：没错，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词是 “去全球化”，因为有制裁、有约束和央行资产被冻结，因为供应链、冠病和中美摩擦等因素。您对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平衡有什么看法？您又有什么担忧？
21:02 -【平衡 “全球化” 与 “去全球化”】
李显龙：对我们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政治评论家汤姆·弗里德曼以前经常写这样的书，但这世界并不平坦，不仅有丘陵和山谷，还有不易跨越的鸿沟，有些甚至正在加深。我们必须尽可能属于这个世界，最大最平坦最安全的部分，以确保我们能继续维持生计。
我无法预见任何国家走回头路，完全回归到各自为政。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苹果手机是不可能的，就像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波音飞机一样。国际贸易是有必要的，商业往来也是必须的。我们要有程序，才能确保我们能信赖合作伙伴，同时可以互相依靠，并在出现问题时有冗余保障，但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经济合作仍必须继续进行。
这其中也存在挑战，那就是要如何讨论重新塑造和重建美国制造业等善意的举措，却又不使这些举措被过度渲染，而成为不赚钱经济活动的代名词。这会导致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工人陷入困境，这就是美国所面对的挑战。
对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我们仍是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的一分子，继续和你们合作，维持良好关系。而你们也能继续信任我们，继续保持商务往来，不光是新美两国，而是有个可发挥“墨迹扩散”效应的更大框架，让更多的国家相互合作，而对那些框架之外的国家，有某种筛选形式，而不是完全把他们排除在外。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你们要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你不但不会打倒它，反而会严重地伤了自己。
哈斯：我同意您的观点。有时候，我更喜欢“保持距离”这一词，倾向于选择性地保持距离 而不是完全切断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有一部分——我们稍后会再接受各位的提问——有关朝鲜的部分，提到大家都熟悉的概念：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持有乐观心态，但我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您认为实际可行的进程是什么？如果无法实现 即便是个长期目标，您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实际可行的短中期目标又是什么？
李显龙：谁的目标？
24:00 -【朝鲜半岛局势】
李显龙：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我不认为会有哪些政治人物同意朝鲜应该拥有核武器.我觉得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朝鲜会面临吓阻，现状得以维持，但很多国家还是会继续不承认朝鲜，因为一旦承认了，就会造成许多后果。每个人的直接反应将是，既然它有权拥有核武器，还能受他国承认，那我呢？我为何不采取行动？如果朝鲜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却拥有，那就应该受到遏制，这或许能防止核武器继续进一步扩散，这是有可能。
哈斯：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您想说的是……
李显龙：我不认为朝鲜的做法是疯子的行为，他们看到的是，核武器有很大的威慑作用，所以他们势必不会放弃，无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政权。
哈斯：您一开始其实就提到这一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管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布达佩斯备忘录》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乌克兰也归还了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核武器。但如今，乌克兰已遭受两次侵略，2014年和现在；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也已瓦解成为历史。您是否担心，尽管我们都反对核武器的扩散，但外交政策的很多层面似乎在支持核武扩散？
李显龙：我们对此确实感到担忧，但这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哈斯：在这严肃的基调上，容我开放让观众提问，拿到麦克风后，请道明身份。我可能会来点羽毛球或桌球之类的玩法，或是匹克球——考虑到在场观众的年龄——我们在观众之间来回进行。
李显龙：可别忘了演讲者。
哈斯：有道理，您说得对。萨克海姆，请。
多福·萨克海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理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上次和您见面的时候，我的头发比现在茂密得多。想请问您关于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您是否认为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与您所谈到的分裂以及其后果，将对南中国海的局势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认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是如何？现状是否持续？或者可会有任何变化？
27:31 -【南中国海纷争】
李显龙：我认为南中国海存在着一些事实。各个环礁和岛屿由不同的国家占据。有的填海造地、扩大岛礁、筑防御基地，主权声索相互重叠，错综复杂。中国是主权声索国，东盟其中四国也是，不包括新加坡。
东盟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对话，探讨如何处理问题。我们有个《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也正在商议拟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也有了谈判文案，我们拟定了序言部分，但制定行为守则非常困难，因为要定义问题，就已经是在问题上纠缠了。具争议性的部分是哪些？我的部分可没有争议，你的才有争议。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航行自由是重要的，国际法是重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重要的，而和平解决争端也是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有可能升级的意外冲突或碰撞。
我并不认为声索国会想看到问题走向极端，因为东盟所有国家都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宏观层面的其中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些妥协。我们关注的是航行自由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国际贸易都需要经过南中国海，如能源和许多其他物资。说回乌克兰，我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我不认为这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何密切关联。
麦可·莫塞蒂希（PBS Online 新闻一小时）：贵国外长呼吁积极调解，并提议邀请中国来当乌克兰局势的调解者。中国真能充当独立的调解人吗？考虑到中俄关系正日益密切，许多观察者也认为，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不至于太难堪，其实攸关中国的实际利益。
李显龙：我觉得你是在引述彭博社报道的一个标题。这篇报道渲染了我国外长的讲话，我并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30:32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当协调人？】
李显龙：我也不认为中方会自愿扛起这项任务。我认为，他们会宁可由其他人出面，而我也不认为缺乏调解人是乌克兰局势的问题所在。
史蒂芬·比根（Macro Advisory Partners LLC）：新加坡是亚洲其中几个重要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但印太地区也有许多其他组织，甚至是新的组织，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不算太新的组织，但肯定在演变，还有五眼联盟，也不是什么新机制，但是个重要平台。
总理先生，我只是想了解新加坡的看法。您是否支持这些组织，尤其是新冒起的组织？您怎么看新加坡的角色？未必是加入，而是您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
31:40 -【新加坡如何看待全球安全安排】
李显龙：我们理解这些新组织成立的原因。美国在本区域有其战略利益，并希望推进这些利益，而美国自然会想要与不同国家组建各个组织，以实现共同目标。AUKUS是个例子，四方安全对话是另一个，五眼联盟存在很长时间了，而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环。
东盟仍然处在这个格局中。我们谈论过东盟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东盟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扮演有用的角色、促成讨论、召集各方，那么其他各方也都会有各自的位置。但这得取决于东盟。东盟有10个不同国家，地缘政治情况和战略观点各异。
所以想让东盟取得共识并发挥影响力，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东南亚地区必须拥有一个轴心点来聚拢各成员国，而不是把彼此推开。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把东盟各国凝聚起来。我刚才提到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东亚峰会，这与东盟有着密切关系，与会国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印度，另有印太经济框架。我们希望当这个框架成立后，有朝一日至少会是个具包容性的组织。当你有了这些具包容性的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能存在，这就是世界的规律。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总理先生，我曾好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担任财经记者，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海峡时报指数似乎已从冠病疫情的低谷中强力回弹，就像许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但中国股市包括大陆和香港并非如此。您是否认为接下来，新加坡至少在金融方面，因为更能与中国市场的困难处境区别开来而有所获益？
李显龙：不，我们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市场？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或者说 与他们的区别更明显会对你们更有利吗？
李显龙：我们和中国市场不脱离 。我们有商业往来，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新加坡有投资，而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也不少，我们希望他们好。
34:27 -【后冠病经济复苏与中国市场前景】
李显龙：许多分析师谈到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都归咎于政策，中国政府的决策。我认为中国想要在科技领域建立一套新规则，而他们认为股市表现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就经济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尽管受疫情冲击，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相当强劲。如果把眼光放远至后冠病时代，我们相信中国是有潜力，继续是个充满机遇、发展中的经济体。我们希望能继续和他们合作。
香港是另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们正处于过渡期。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市场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也因为香港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也需要时间化解。我们希望他们能解决。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因为香港的种种问题，一些当地的企业或民众可能希望移到别处发展，他们可能想到新加坡来，如果他们想来，我们会乐意接受。
但从更广的角度看，香港萎靡不振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宁愿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一荣俱荣，我们能生存，他们也一样，这并非是二选一的情况。
哈斯：我想就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再谈一谈。在美国的外交机构，或者甚至更广的层面来看，大家形成一种普遍的判断，经过数十年努力，仍无法成功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假设美国的希望是让中国的经济更开放，更符合国际规则，政治上更开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不那么强势。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变得更强大，姿态和行为上却并未变得更温和，而这也导致大家认为 我们需要设定更多的限制。您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是过度解读了？
37:01 -【中国与全球体系】
李显龙：我想我们必须整体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要发展和壮大，我想这股崛起的动能势不可挡。问题是如何将其纳入全球体系？您可以尝试阻止它，拖延它的进度，这样你也许可以稍微自我保护一阵，但长期下来反而会让双边关系变得棘手。或者，你可以尝试与他们合作，协助他们融入全球体系，他们从中受益，你也可以得益。长久下来，你希望有个建设性的进程会发生。
我并不认为原本的预计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也不是我们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在多方面和中国接触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本身有好处，美国的经济、消费者、跨国公司，都因为你们与中国合作而大大获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认为，中国获益了壮大了，你们也获益了，企业也蒸蒸日上，没什么需要改进的。
的确，双方都得利了，可是如今平衡点已转移。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如今它在某些领域已发展到和美国一样大，甚至可能更强大，论购买力平价 (PPP) 的话。
过去在政治或经济上可做的调整和优惠，如今已不可行，就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你们必须根据情势调整。
首先，需要逐渐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再只是发展中的国家，而是越来越接近发达的经济体。其次，我们需要给它一些空间，让它可以对国际体系发挥影响。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股份，或对世界银行发挥影响力，你不需要改变现有的整个国际秩序体系或国际规则。这是大家都已经融入的框架，但现在来了个大国它想要参与，你必须让他们参与。
而如果你拒绝，他们会说：好吧，我大可自己来，我既然没法加入世界银行、拥有更大的投票权，那我就另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会有很多国家想加入。我也会希望和邻国合作，共同开展 “一带一路” 倡议。
原则上，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是个大国，你会想和它合作，而双赢的机制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会带来什么困难？困难就在于，当一个非常强大的伙伴和一个非常弱小的伙伴合作，他们将很难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
一个大国很难意识到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即使它并没有这样的用意。而小国要在众多的合作项目与机遇中运行并获益，还要不时接受对方的提议或无法拒绝的要求，这也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