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为何要抑制新加坡的华人风俗？
英国殖民者在经济政策上对新加坡华人较有优惠，华民护卫司署在殖民政府授意下对新加坡的外来人口收取合同费，在19世纪80年代，印度族裔被收取一洋元，而华人只需要支付25分钱。而文化同化的手段主要体现在官方推行的学校教育上和英文报刊上。
英国殖民手段
殖民地政府公办学校的教育以英语教育为主，英国殖民者不太干涉殖民地其他种族的办学，不过一些教育福利与英语水平是相挂钩的，因此英语教育仍是隐形的殖民手段。
此外，其他语种的报刊常因入不敷出停办，而英文报刊受到殖民政府扶持，在新加坡诞生时间早、门类众多、生命力长久，成为了英国殖民者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
在当时，新加坡华人上层比较能承担教育的费用以及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英国殖民者文化同化的主要对象是针对这部分人。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华人主要采取“以华治华”手段，这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英国人的新加坡华人自治模式背后是为了消弭华人的反殖民意识。从对荷兰甲必丹制的如法炮制到中期的自我改造，利用太平局绅管理华人，到后期成立的有英人参与管理的华民护卫司署，华人自治的弹性空间被不断挤压、受到英人入侵，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的无坚不摧也逐渐有了裂痕。
新加坡华人对族群自治模式的反馈
新加坡华人在族群自治模式下，主要通过濡化和涵化的手段，发挥自身活力，促进坚守的传统文化的在地化改造，竭力摆脱各种阻遏因素，土洋结合，积极地适应当地文化并安营扎寨，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的移植适应，尤其是在风俗习惯的保持方面颇有所成，生活处处都含有中华文化因子。
初时新加坡华人秘密结社的发展便是以地域为门槛的，以祖籍地为依据吸纳成员，是中华传统的宗族社会在新加坡的调试，华人初来新加坡往往会迅速加入秘密结社，以求自保和慰藉。在华人家庭中，他们的衣食住行往往夹杂中国、马来风格，形成了特有的娘惹峇峇文化。娘惹峇峇文化作为复合文化，中马特色结合，夹杂西洋风格是她的显著特色。
娘惹峇峇文化虽无文字，却形成了自成一派的语言，词源来自闽南语、马来语以及西方舶来语等等。
在服饰上，娘惹上衣多著轻薄短小的改良马来服饰，采用中式对襟设计，伴有西式蕾丝装饰，下裙则著纱笼，峇峇下装也以纱笼为主，男女整体皆遵循中式审美观。
有学者认为，娘惹服装中蕴含的的中式美学意识将娘惹同中国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娘惹峇峇文化在饮食方面则注重就地取材，椰浆香料等当地土物皆能入菜，在烹饪技巧上则部分沿袭中式风格，手法丰富多样，蒸煮的椰浆饭的制作思路同粽子相似，炸食的五香卷无非就是传统五香卷中糅合当地的特产，进餐时兼有欧洲人的进餐特点。
娘惹峇峇文化还诞生了自己独特的文艺作品，除了娘惹峇峇文学外，以珠绣艺术最具特色且富有生命力，因为这门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了娘惹峇峇以中国血统融入当地马来文化中的敏锐意识。
中国人慎终追远，新加坡华人中有名望之人的葬礼上通常挤满了四面八方前来吊唁的华人民众，甚至一些英国殖民官员也愿意到场以示尊敬。
有些逝者有落叶归根的心愿，有能力的家属不惜重金也要遵从逝者遗愿，将其灵柩送归故乡；而那些无力支付葬礼甚至棺木的下层人士，通常由所属的秘密结社或者宗亲会进行安排，“各祭其同姓之鬼，各笃其亲族之情”，死后也能有一处公共义山作为归宿，费用皆由秘密结社或者公益基金支付。
当英国殖民者以新加坡制华人风俗习惯之时，华人领袖能联合民众进行反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加坡华人的族群特性。
1871年的新加坡华人骚动主要是由华人大商人领导、华人民众普遍参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限制华人带有民族性的日常生活。
当中介人认识到标识文化差异的主要方式将继续某种社会状况，既让他们充当中介人，又抑制法律在他们方面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的时候，一种极有趣的紧张关系就产生了。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巨商，多与殖民政府关系匪浅，充当官民沟通的中间人，与殖民者的对抗一定影响他们的利益，他们却能身先士卒，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正是出于对族群文化的重视，他们不愿意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成为新加坡社会的“异类”。
而普通新加坡华人民众参与为维持自己的民族性生活而斗争，同样反映了他们对族群文化的眷恋。
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新加坡华人自治模式正是这个机遇，它加速了当地华人内部的阶级流动。
华人下南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人自中国远道而来，多是以契约工人的形式，几经辗转、受尽波折，艰险地来到新加坡。
有人则是其家族已在东南亚其它区域扎根，这部分人境况稍好，文化程度、资本条件以及人脉资源都优越于前者。在十九世纪中早期，东南亚土生华人是华人族群中绝对的领头羊，华人新客则在中后期迎头赶上，两方齐头并进，阶级流动速率增加，新加坡华人社会充满了生机。在十九世纪中早期，新加坡的华人领袖主要为巨商。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新加坡华人处于被压迫的弱势地位，政治地位永远无法与殖民者同日而语。清政府对出洋国民的不理解甚至迫害，使得新加坡华人的国内地位同样低下。
同时，迫于生计来到新加坡的华人新客，他们无力承担教育费用；生活略为富足的土生华人，身处异域，中华传统教育的熏陶也是稍显逊色，对当地的本土教育也充满了不适应，难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新加坡华人文化素养的薄弱导致他们在学术上往往也很难取得成就。这一阶段，政治之路与文化之路的断绝决定了他们只能在经济之路上勇往直前，因此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精英绝大多数出自商界，雄厚的财力成为他们铺就华人荣誉华衣的丝线，他们寄情于公共事业，为华人谋福利，受到殖民者尊重，同胞爱戴，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在新加坡华人突出的社会成就背后，政治之路也为逐渐华人敞开了大门。
一些新加坡华人领袖获得了英国殖民者授予的太平局绅头衔，或者逐渐被吸纳至其它的政府部门。虽然初始阶段的新加坡华人官员政治权利极其微弱，但是聊胜于无，继甲必丹之后，数量越来越多的华人太平局绅强化了新加坡华人自制模式。
新加坡华人自治模式自有华人甲必丹开始，至华人天平局绅的涌现，华人社会争取到了更为稳定、不受干扰的社会环境，华人世代沿袭的、独一无二的风俗习惯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尤其是华文教育事业的开展与传承，极大地提高了华人后辈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文化下移促进了华人的全面发展，继政治之路的开启，华人的文化之路也逐渐明朗了，涌现了一批华人文人，诞生了一系列文学佳作，还有的学生凭借优秀的成绩获得各类奖学金，赴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留学。
华民护卫司署成立以后，殖民地政府介入新加坡华人事务的态势趋于明显，虽然也有官员对华人救济事业稍有关照，但是其中真有出力的仍以华人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