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弹丸之地，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花园城市”。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排名第二高的国家，新加坡人口密度高达7796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6倍，与“宇宙中心五道口”所在的海淀区基本持平。
北京“首堵”的故事想必国人都耳熟能详，而只有北京市总面积4.4%的新加坡却没有这种大城市的通病。它是如何做到的？这一切都要从一位叫做刘太格的城市规划师讲起……
出身书香门第，从小书画兼修。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专业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立即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毕业后顺利进入纽约的贝聿铭事务所，正式开启规划师之路。1969年，刘太格学成归来返回新加坡。他受建屋发展局（HDB）局长的邀请协助建国，在建屋局成立研究小组，负责政府组屋的整体规划。
刘太格第一个影响新加坡的重要决策，就是将西方“卫星镇”的设计理念引入组屋，为其规划完整的社区场景。他设定了一套新加坡标准，将总人口拆分成100万-150万的中等团体。每个百万人口的片区，都由若干个25-30万人规模的卫星镇组成。
狮城DNA | 新加坡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一文中我们曾介绍过，在新加坡，社区商业中心、电影院、图书馆、养老院、医疗诊所、体育场馆、食阁、办公楼、学校、交通枢纽等公共设施与组屋比邻而建。居民无需走远，5-10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可解决各种生活需求。
这样功能高度齐全的组屋“卫星镇”，使居民生活最大程度的实现了本地化。在自成一体、合理分布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远程移动，大大降低了中心地带和特定区域的压力。
随着卫星镇生态的建立，刘太格将开发思路逐步提升到整体规划的高度，借此重构城市。1979年，刘太格上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10年后，新加坡规划部与国家发展部的研究数据中心合并，组成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刘太格被任命为局长兼总规划师。
刘太格倡导每个城市都应做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规划。他常用火鸡和大鹏鸟做比喻：“如果一个城市，50年后会长成一只大鹏鸟，应该提早把整个大鹏鸟画出来，让它慢慢长大。如果只做短期规划，相当于画了50只火鸡，综合起来像，却并不是真的大鹏鸟。”
因此，1991年刘太格就为新加坡制定了10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这样一来，整体规划不需要大幅度更改，只需配合短期动态调整。大方向敲定后，基础设施随之配套建设，在参考过分级的规划后可避免乱投资现象发生。
人口、密度和规模，是城市规划前期的三件要事。首先预测人口，再根据城市定位选择适宜的人口密度，二者相除得出大致城市规模。扣除生态红线后，就是城市开发的边界。
刘太格多次公开强调要重视人口预测。他用“碗与饭”来形容城市和人的关系：饭少了就多添菜，好比实际人口低于预测值，可以利用多出的空间安排设施；若是饭多了满出碗来（人口过多），就会引发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新加坡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刘太格在规划高密度建筑时，以囯际象棋棋盘的设计作为参考。黑色格子代表高密度的住宅或写字楼，白色格子代表公园、广场及商业中心。以棋盘黑白相间为原则，这样规划的城市景观不会显得压抑和密集。钢筋水泥的建筑错落有致，公园广场成为点缀。人们穿行其中，绿地与天空交相呼应。
对于人们把他称作“规划之父”，刘太格觉得有些言之过甚。他谦虚地表示，新加坡在城市建设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因为有领导人的远见及注重远期规划。的确，李光耀在其中功不可没。城市规划需要合理化的领导决策，讲究大系统引导小系统，做到多规合一，这几点缺一不可。
现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刘太格，近些年也将他的城市规划理念带到中国。他先后受聘成为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云南省等多个省市的规划顾问，参与了我国40多个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并在福州、广州、重庆、珠海、桂林等地留有得意之作。2008年，他还应邀担任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
在往返于中国和新加坡的十余年间，刘太格已然了解中国在城建方面的弱点和痛点。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也意识到了问题，且有意愿改善，刘太格表示这“原则上是好事”。但他也指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背景下，规划一定要防止“千城一面”的情况出现。
“要尊重软环境，即自然山水；要保护古迹；要尊重各地居民以及地貌特点”，是刘太格提出的保留城市特色的建议。他认为在规划前要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要为了所谓的城市改造去牺牲居民的幸福感。正如他在规划新加坡的过程中对文物和老房子的保护，这些具有历史沉淀的建筑展示了新加坡的历史和进步，为城市增添了鲜明的特色。
当谈到新加坡和中国城市规划的不同，刘太格用做饭来形容：“中国城市规划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区。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一个综合性功能的环境。”孰高孰下，不做过多评判，人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能真正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