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是，COVAX预订的疫苗量不够给那么多个国家，而且预购的疫苗都未完成临床测验或获得使用批准。COVAX目前订了7亿剂疫苗，其中只有2亿是有着法律约束的合约。这2亿剂疫苗将来自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该公司将为COVAX制造各一亿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Novovax疫苗。
COVAX购买的疫苗没包括领先且较贵的疫苗
COVAX的策略是购买较便宜和运输过程较不复杂的疫苗，却因此少了目前领先的两种疫苗——辉瑞和莫德纳。mRNA疫苗虽然能更快制造，但因为需要超低温储藏而变得昂贵，发展中国家一般也没有足够的冷冻链设施来接收这些疫苗。
根据路透社掌握的GAVI内部文件，报告写道“COVAX失败的风险非常高”，并坦承这可能导致贫穷国家的几十亿人无法获得疫苗，或获得疫苗的时间推迟至2024年。
面对着史无前例的艰难挑战，张毅颖认为COVAX难免会需要一些时间来达成目标，但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即集合全球的力量和资源来帮助贫穷国家，只是任务的规模导致它如此艰巨。淡马亚则对COVAX的作用感到半信半疑：“各国的民族主义和照顾自我利益的现象很难克服。”
陈德威也有所保留，并认为疫苗制造商在公平分配疫苗的课题上，也应该扮演积极角色。“到头来，从冠病疫苗获益最多的是谁？是疫苗制造商。这些公司也应该履行他们企业社会责任帮助贫穷国家，例如每出售10瓶疫苗，可以给负担不起的贫穷国家两瓶疫苗。”
疫苗制造商应该牟利 或更积极帮贫穷国家？
虽然暂时仍未有疫苗制造商这么做，但已有药剂公司以他们的方式来帮助贫穷国家。阿斯利康今年11月承诺，将在这段疫情高峰期以约三美元的成本价出售，无论是哪国购买都如此。阿斯利康总裁索里奥特说，公司会把研发疫苗视为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采取的反应，而非商业机会。
辉瑞主席兼执行长艾伯乐在12月8日的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他们的疫苗会以不同价格卖给不同国家，以确保各国能尽快获得疫苗。他说：“发展国家会根据他们的GDP获得一套价格、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价格更低，非洲国家等则会以非盈利的基础分发。”
有舆论指出，药剂公司不应该“趁火打劫”，利用全球急需冠病疫苗的局势来为公司大捞一笔，这么做不太道德。淡马亚就指出，不少疫苗由各国的政府和政府机构使用公共资金资助，但研发的成品专利却归于药剂公司，让公司能从中赚取可观利润，他认为有必要改变这样的做法。
强制许可“分享”技术 让低收入国家制造更便宜疫苗
淡马亚提出，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ing）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取得疫苗的其中一个办法。他解释，有了强制许可，中低收入国家的科学家在紧急情况下就无须被专利限制，而是可以使用专利技术制造已研发出的疫苗。这样一来，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能增加疫苗的供应，也不需要支付昂贵的专利使用费，所制造的疫苗就会更便宜。
淡马亚透露，HIV和丙型肝炎的药物多年来已通过这种方式在中低收入国家推行，印度和南非也在今年10月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要为冠病疫苗申请强制许可的要求。
张毅颖则认为，药剂公司研发各种疫苗时都得承担巨大风险，所赚取的利润也为资助往后的药物和疫苗研发工作，确保世界能不断推出最好的药物。与此同时，贫穷国家也能通过国际组织如GAVI和CEPI，以及出资的机构如世界银行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等，获得所须的资金和资源。这样的模式确保能奖励药剂公司继续展开研发工作。
记者：李熙爱
绘图：卢芳楷 张进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