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反过来又带来了更多技术性公司，从而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税收，然后继续用于对教育进行再投资。这创造了生产力提高的正反馈循环。
到1980年代，新加坡已涉足石化、制药、先进计算机组件、造船、化学制造等行业。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一直稳步上升，其GDP占比大部分年份维持在20%以上，比例超过同期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成为亚洲新兴的工业国。
国企改革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到90年代，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对最赚钱的国有企业采取了部分私有化的模式，政府在国有企业中同时兼具管理者与股东身份。
为使这两种身份被有效“隔离”，新加坡建立了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公司这一平台。
并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政府——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
该模式之精髓在于将政府定位为一个无为而治的投资者，不介入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保障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促使其代表政府股东积极行使对国企公司的股东权益。
这些公司有助于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填补市场空白。产生的收入用于进一步资助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教育。
发展金融
1968年10月，新加坡设立“亚洲货币单位”，开始经营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离岸金融业务。
1978年，全面放开外汇管制，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业的发展也恰逢其时，因为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新加坡成为外国投资的物流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政府一直拥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规管，把税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并致力把这些特点向世界宣传。
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又成功让新加坡人形成超越了民族社群差异的强烈国民身份认同。
国民还是儿童时，就开始爱国教育，培养他们对新加坡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并将国民身份塑造成压倒所有其他民族宗教文化身份的第一身份，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这是殊不容易的。
新加坡人一直就有危患意识，李光耀生前不时发出警告，一旦国际形势大变，新加坡可能将不复存在。
“新加坡人必须不分种族，团结一致，才有活路”这种思想，从新加坡成立之初就植根于新加坡人的思想中，成为新加坡人国民身份认同的坚实基础。
而这股随时会“国破家亡”的危机感，也成为新加坡人发奋自强建设国家，造就傲人发展成就的推动力。
今天，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它经营著第二大港口，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它的人民拥有负担得起的住房，他们可以获得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他们的学生可以就读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校。
可以说新加坡一直很幸运，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全球航线之一。它很幸运地在20 世纪下半叶搭上了全球化的发展，很幸运的迎来了亚洲的崛起。
但最幸运的可能是，新加坡遇到了李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