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正采取行动，扩大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对媒体行业所有权及控制权变更的监管范围。在周三（5月6日）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如果任何人试图收购“受监管人士”（即广播执照持有者或报纸许可证持有者）30%或更多的股份，必须获得IMDA的批准。
新加坡数字发展与信息部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文表示，这些公司塑造了公民的信息环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政府非常“关心谁拥有并控制着”这些关键媒体实体。
此举旨在使媒体行业的监管框架与电信行业保持一致。根据新法律，任何允许个人直接指挥此类实体行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变更，都需要IMDA的预先批准，包括收购受监管媒体实体30%或以上权益的情况。陈国文指出，“30%的门槛是一个基准，意味着此人可能对实体的决策和运营拥有控制权。”
随着规则的改变，如果非受监管实体寻求收购如SingNet或StarHub Cable Vision等付费电视运营商30%或更多的股份，也将需要IMDA的批准。类似的规定已在电信领域实施，“我们正将这一做法引入媒体行业，”陈国文说道。
拆分权力的归属
此次修正案还赋予了IMDA更大的权力，使其能够针对有害的市场行为迅速采取行动，即使在尚未正式违反规则的情况下。
陈国文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执照持有者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消费者不利或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的结果，尽管这并不违反IMDA法案或相关竞争守则。”他举了电信行业的例子，即运营商在合同锁定期内突然更改价格或订阅条款，这类行为在2015年已通过监管指令被禁止。他指出，以往IMDA在媒体领域没有这种快速行动的权力，而通过此次修正案，IMDA可以通过发布指令，在媒体领域采取类似的针对性行动。
其他变化还包括赋予IMDA获取特定信息以支持监管决策的权力，例如评估所有权变更或确定媒体服务是否应被指定为“基本资源”。此外，命令受监管媒体实体进行“结构性拆分”的权力将归属于部长，而非IMda。
“我们意识到结构性拆分是一项重大的监管干预，因此由部长层面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是恰当的，”陈国文表示。他补充说，这种权力仅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旨在解决在其他监管措施失效后，仍无法解决的竞争问题，且必须由部长确认该行动符合“公共利益”。
关于权力范围的辩论
部长可以下令进行结构性拆分的具体情形引发了多位国会议员的质疑。
国会议员叶鸿文询问，鉴于此类干预的重大意义，如何行使这种高门槛的决策权，以及有哪些指导原则。陈国文回应称，结构性拆分“仅作为最后手段且仅在例外情况下实施”，并受到严格法律限制。他概述了发布拆分令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
符合市场条件：例如，媒体实体拥有的资源成本极高，导致竞争对手无法进入市场；或者拥有显著的市场力量，使得竞争对手若不使用其服务就无法实际提供媒体服务。
监管手段穷尽：IMDA的所有其他监管手段都已尝试过但证明无效。
符合公共利益：部长必须独立确认发布该命令符合公共利益。
国会议员法德利（Fadli Fawzi）建议，在发布拆分令之前，部长应公开详细的理由，因为这种权力可能会“引发关于决策权过度集中在政治官员手中的重要问题”。陈国文对此回应称：“我们打算在做出重大监管决策时告知公众，因为这会对行业和媒体格局产生影响，我们需要解释关键的考量因素。”
国会议员帕特里克·泰（Patrick Tay）询问，在新法下的重大重组过程中，员工是否会得到支持。陈国文表示，修正案重点在于公平市场和消费者保护，但员工不会失去支持。他鼓励进行重大重组的工会化公司尽早与全国职工总会（NTUC）及工会沟通，并表示政府将与电信和媒体行业的工会合作，支持受影响的成员。
非选区国会议员安德烈·洛（Andre Low）则表达了担忧，他担心该法案的设计意图是“阻断新加坡未来拥有真正独立媒体的可能性——即那些生存依赖于读者而非政府好感的出版物”，并敦促政府澄清。
陈国文回应称，发布指令的权力必须放在语境中理解：其目的是维持公平的市场行为、有效的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因此，这项权力既不是‘万能钥匙’，也不是不受约束的，”他说道。
反对党国会议员进一步追问，政府是否可以承诺，不会指示受拆分令影响的独立媒体公司将其业务转让给政府关联实体。陈国文表示，这个问题包含了“大量的推测和假设场景”，此类权力从未被行使过，甚至也未被设想过。他强调，行使权力的关键考量在于决策是否能增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利益。
洛也担心该法案可能产生“寒蝉效应”，损害投资者对新加坡媒体行业的信心。陈国文则表示，该法案的权力向全球投资界传递了一个“更广泛的信号”，即新加坡监管的确定性和亲商环境。他总结道：“这不是一个可以被轻视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悉心维护和守护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