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正採取行動，擴大信息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對媒體行業所有權及控制權變更的監管範圍。在周三（5月6日）通過的一項法案中，如果任何人試圖收購「受監管人士」（即廣播執照持有者或報紙許可證持有者）30%或更多的股份，必須獲得IMDA的批准。
新加坡數字發展與信息部高級政務部長陳國文表示，這些公司塑造了公民的信息環境，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和虛假信息泛濫的時代，政府非常「關心誰擁有並控制著」這些關鍵媒體實體。
此舉旨在使媒體行業的監管框架與電信行業保持一致。根據新法律，任何允許個人直接指揮此類實體行動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變更，都需要IMDA的預先批准，包括收購受監管媒體實體30%或以上權益的情況。陳國文指出，「30%的門檻是一個基準，意味著此人可能對實體的決策和運營擁有控制權。」
隨著規則的改變，如果非受監管實體尋求收購如SingNet或StarHub Cable Vision等付費電視運營商30%或更多的股份，也將需要IMDA的批准。類似的規定已在電信領域實施，「我們正將這一做法引入媒體行業，」陳國文說道。
拆分權力的歸屬
此次修正案還賦予了IMDA更大的權力，使其能夠針對有害的市場行為迅速採取行動，即使在尚未正式違反規則的情況下。
陳國文表示：「在某些情況下，執照持有者的行為可能會導致對消費者不利或破壞公平市場競爭的結果，儘管這並不違反IMDA法案或相關競爭守則。」他舉了電信行業的例子，即運營商在合同鎖定期內突然更改價格或訂閱條款，這類行為在2015年已通過監管指令被禁止。他指出，以往IMDA在媒體領域沒有這種快速行動的權力，而通過此次修正案，IMDA可以通過發布指令，在媒體領域採取類似的針對性行動。
其他變化還包括賦予IMDA獲取特定信息以支持監管決策的權力，例如評估所有權變更或確定媒體服務是否應被指定為「基本資源」。此外，命令受監管媒體實體進行「結構性拆分」的權力將歸屬於部長，而非IMda。
「我們意識到結構性拆分是一項重大的監管幹預，因此由部長層面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是恰當的，」陳國文表示。他補充說，這種權力僅作為「最後手段」使用，旨在解決在其他監管措施失效後，仍無法解決的競爭問題，且必須由部長確認該行動符合「公共利益」。
關於權力範圍的辯論
部長可以下令進行結構性拆分的具體情形引發了多位國會議員的質疑。
國會議員葉鴻文詢問，鑒於此類干預的重大意義，如何行使這種高門檻的決策權，以及有哪些指導原則。陳國文回應稱，結構性拆分「僅作為最後手段且僅在例外情況下實施」，並受到嚴格法律限制。他概述了發布拆分令必須滿足的三個條件：
符合市場條件：例如，媒體實體擁有的資源成本極高，導致競爭對手無法進入市場；或者擁有顯著的市場力量，使得競爭對手若不使用其服務就無法實際提供媒體服務。
監管手段窮盡：IMDA的所有其他監管手段都已嘗試過但證明無效。
符合公共利益：部長必須獨立確認發布該命令符合公共利益。
國會議員法德利（Fadli Fawzi）建議，在發布拆分令之前，部長應公開詳細的理由，因為這種權力可能會「引發關於決策權過度集中在政治官員手中的重要問題」。陳國文對此回應稱：「我們打算在做出重大監管決策時告知公眾，因為這會對行業和媒體格局產生影響，我們需要解釋關鍵的考量因素。」
國會議員派屈克·泰（Patrick Tay）詢問，在新法下的重大重組過程中，員工是否會得到支持。陳國文表示，修正案重點在於公平市場和消費者保護，但員工不會失去支持。他鼓勵進行重大重組的工會化公司儘早與全國職工總會（NTUC）及工會溝通，並表示政府將與電信和媒體行業的工會合作，支持受影響的成員。
非選區國會議員安德烈·洛（Andre Low）則表達了擔憂，他擔心該法案的設計意圖是「阻斷新加坡未來擁有真正獨立媒體的可能性——即那些生存依賴於讀者而非政府好感的出版物」，並敦促政府澄清。
陳國文回應稱，發布指令的權力必須放在語境中理解：其目的是維持公平的市場行為、有效的競爭和消費者利益。「因此，這項權力既不是『萬能鑰匙』，也不是不受約束的，」他說道。
反對黨國會議員進一步追問，政府是否可以承諾，不會指示受拆分令影響的獨立媒體公司將其業務轉讓給政府關聯實體。陳國文表示，這個問題包含了「大量的推測和假設場景」，此類權力從未被行使過，甚至也未被設想過。他強調，行使權力的關鍵考量在於決策是否能增強競爭並保護消費者利益。
洛也擔心該法案可能產生「寒蟬效應」，損害投資者對新加坡媒體行業的信心。陳國文則表示，該法案的權力向全球投資界傳遞了一個「更廣泛的信號」，即新加坡監管的確定性和親商環境。他總結道：「這不是一個可以被輕視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悉心維護和守護的聲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