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你们过得好吗
719.1平方公里 580万人 这里是新加坡 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体 孕育著层出不穷的机会
这里的人口组成中有70%都是华人
许多中国人为了求学、求生活 来到这座城市 他们像候鸟一样
几乎一年才回一次家 每年固定时间从他乡迁移至家乡 短暂停留之后 又踏上征程，原路返回
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新加坡备受打击 也让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重新思索这座城市于自己而言的意义
疫情之下 有人选择回国 更多人选择留下 那些还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你们过得好吗？
01. 老李，46岁，建筑客工
在新加坡的抗疫过程中，如果问哪个群体是最受到关注的，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客工。
自4月初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以来，客工们的一举一动就开始牵动着大众的心。
人们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防护器具而自行捐赠；会因为他们的饭菜不够营养而自发帮客工们叫外卖；也会因为客工们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而义愤填膺……
但是客工们过得好吗？
来自江苏的46岁建筑客工老李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家。
来新加坡打工的契机，是因为老李听中介说这里一年赚个十几万人民币没问题，想想家里还有孩子在读书，为了家里人，咬咬牙交了一万元人民币押金来了新加坡。
他住在新加坡最早爆发客工宿舍疫情的S11榜鹅客工宿舍中。S11榜鹅客工宿舍在3月28日首次出现两起确诊病例，4月5日被列为隔离区，患病人数在4月8日破百、4月17日破千。这间宿舍在8个月8日被列为不再有冠病病毒传播的安全宿舍时，患病人数累计达2846起。
早在4月的时候，老李就被告知要隔离，之后就过上了漫长的封闭生活。在说到宿舍条件的时候，老李觉得在宿舍的住宿和吃的都还行：
你也知道咱们当建筑工人的，只要有个地方住，能吃饱就行。男人嘛，要求也不高。我们宿舍一共12个人住，附近有地方买饭吃，一顿饭3、4新元，虽然吃的不怎么太好，但也能凑合。
他们宿舍一共住着12个人，四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舍友确诊染病。那时老李心里就非常不安，虽然戴着口罩，但还是很担心：
这个劳工营住的人太杂了，一两万人，而且哪个工地的都有。
之后老李进行了多次核酸检测，好在结果都是阴性，但即便如此，他也至今没能走出宿舍的大门。
据老李描述，隔离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听说有人跳楼的时候，他一度差点抑郁：
“听说那么多人跳楼之后，我都有点撑不下去了”
但是想到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他只能咬牙挺住。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向雇主提出了回国，却被一拖再拖，求助无门的他非常绝望：
“我真的想回国了，这么大年纪，还让70多岁的父母操心，就很难受啊。我妈因为听说新加坡的情况，哭了好几次…我和我妈视频，和孩子视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我妈包的饺子。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想家了…”
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9月8日，曾是新加坡最大感染群的S11榜鹅客工宿舍，再次被列为感染群。
本来已经迎来解封曙光的老李再一次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中。
02. 小王，33岁，厨师
今年33岁的小王来自东北，是个厨师。 都说当厨师容易长胖，小王也不例外，是个胖子，而且是个幽默的胖子。
“你瞅我现在是胖了，我年轻前儿（的时候）老帅了”
小王操著一口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说道。
18岁拜师学川菜，20岁出师，29岁来新加坡工作。四年的时间里，小王只换过一家餐馆： “感觉新加坡人还挺爱吃川菜的，就是得减辣”
今年4月到5月，新加坡实行断路器措施，所有餐馆不允许堂食，大大打击了新加坡本地的餐饮业。小王所在的川菜馆也不例外，差点就要关门大吉。
“我滴妈呀，你可不知道我4月份和5月份是咋过的，差点儿都待不下去了。”
那段时间，小王一直窝在自己和室友合租的一间组屋里，每天除了看看电视、打打游戏，无所事事。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但是机票根本就买不起，再加上房子的租约也还在，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硬撑。
小王拿的是SP准证，收入并不高，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妻子赚得也不多，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回一些钱养家之外，他自己其实没剩什么钱。
接近三个月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他几乎耗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那些钱：
“那段时间，我媳妇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问我这边什么时候能开始上班，我也着急啊，但是我有什么办法”
好在六月新加坡允许开放堂食之后，小王又回到了所在的餐馆，虽然客流量大不如前，但老板还是非常厚道的没有减薪。
“我挺谢谢他（老板）的，但是要是人一直这么少，我觉得店早晚得黄”
小王在感谢老板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店铺和自己的未来担忧。而他的担忧，早已在另一些没有那么幸运的蓝领工作者身上，成为现实。
03. Abby，28岁，金融分析师
“还能有什么影响？降薪了呗！”
提到疫情，Abby这样说道。
Abby是个爽朗的川妹子，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在新加坡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当上了分析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三年。
这份工作曾经让她很多在国内的同学羡慕不已，毕竟一毕业就能拿到4k新币，折合2w人民币的工作，对国内的应届生而言算是很难得的机会。
本来入职的时候，公司承诺过会按照工作时间调薪，前两年的调薪也一直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就在她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第三年的调薪的时候，疫情来了。
然后她真的调薪了，只不过不是调高，是调低。
“我都不想说了，辛辛苦苦奋斗三年，这下工资直接比我刚入职那会儿还低”
既然这样，那她为什么不跳槽？
疫情之下，跳槽岂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新加坡人力部于6月中旬公布的首季劳动市场报告显示，按季度调整的职缺比率3月跌至0.71，意味着每10名求职者竞争七个职缺，这也是近10年来职缺最少的一个季度。
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就业人数锐减2万5600人，是建国以来劳动市场最大的季度萎缩，同时也远超出当局今年4月所预估的1万9900人减幅。
7月29日，新加坡人力部公布了第二季度劳动市场预估报告，新加坡第二季度就业人数（不包括外籍女佣）大幅锐减12万1800人，是第一季度2万5600人的四倍多，减幅再创有史以来新低。
当时还是新加坡教育部长的王乙康指出，虽然经济最终将复苏，但今年下半年乃至下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就业市场仍将趋向疲软。
恐怕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新加坡求职会比原来更加艰难。
除了就业市场的萎缩，新加坡对外国人就业的门槛也是越设越高。8月27日，新加坡宣布：
从9月1日起，外籍员工在新加坡本地申请就业准证的月薪最低门槛，将从3900元提高至4500新元（增幅600元）；
金融领域的外籍员工就业准证月薪最低门槛到了12月1日，会进一步从4500元提高至5000新元（总增幅1100元）；
S准证员工的月薪最低门槛，则会在10月1日，从2400元提高至2500元（增幅100元）
“就我现在这个工资，明年Renew EP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
Abby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明年初她的EP即将到期，而她现在的工资还远远达不到新的EP标准。在更新准证的时候，公司会不会给她降成SP，甚至直接裁员，割掉她的准证？
这些光鲜亮丽的白领，所谓的高收入人群，在疫情之下也有这样无奈的一面。
04. 娟姐，40岁，陪读妈妈
来自山东的娟姐今年40岁，她有一个儿子，今年14岁，在新加坡读初中。从儿子6岁起陪读至今，娟姐已经在中新两地往返了整整八年。
跟一般的陪读妈妈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娟姐不是一位全职太太，她在中国有自己的地方连锁店事业，且经营得还算不错。
疫情爆发之前，娟姐的生活相当有规律。
每天起床给儿子做个早饭，打扫打扫卫生，送儿子上学，然后跟国内的团队开会，听他们汇报店铺经营情况，处理工作上的事宜；等到儿子快放学的时候去接他，再送到补习中心，自己折返回家准备晚饭，之后接儿子回家吃饭，做作业。
哦对了，为了连锁店事业，娟姐几乎每一到两个月都会飞回中国，直接面对面和团队沟通，同时考察店铺经营状况。
“两地跑其实也还好吧，一边是儿子，一边是事业，我都想顾好，自己辛苦点是肯定的”
然而，疫情的到来打破了她原有的规律生活。
国内疫情严重时，店铺没有办法开张，亏了好几个月；自己被困在新加坡，已经半年没有回国；孩子这边呢，之前天天在家上网课，跟娟姐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我之前从来没发现他这么不懂事，可能是叛逆期到了吧”
娟姐苦笑了一声。
为了弥补在家落下的课程，娟姐给儿子报了更多在线课程，解封之后更是请了一对一的补习家教，天天把儿子的学习行程排得满满的。
在新加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娟姐也不是没有动过带儿子回国的念头。但是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回国需要经过机场，飞机六小时飞行，落地长时间检测过海关，以及隔离区隔离14天，她觉得这个阶段反而有很大的风险被感染。
想到这种情况，娟姐还是咬了咬牙，跟孩子一起留在了新加坡。
“整整八年了，我来新加坡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也能好好照顾他。苦是苦点，累是累点，但是我愿意。”
娟姐说，有的时候照顾好儿子，处理好工作上的事儿就是深夜，她连脸都来不及洗就累得睡着了。
陪读的苦和累都有，但她甘之如饴。
05. 龚同学&李同学，公立学校留学生
很多人都觉得，留学生嘛，既然都能去国外留学了，家里一定很有钱。
其实不然。新加坡有数万名留学生，他们面临着学校停课，航空几乎断航，仅剩的航班不仅价格飙升且很难买到，一些学生的父母在中国的工作受阻，几乎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
很多新加坡的留学生都在面临着想回回不去，想留却无法支撑学业的困境。新加坡公立大学里就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同学已经面临着失学危机。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就曾发布公告，说明有一些中国留学生面临着困境。他们的家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无法承担他们的学费。加上经济不景气，大四学生就业遇阻，而他们的学费却必须按时还，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重大打击。
龚同学来自武汉，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一名大四学生。武汉是世界疫情的第一个震中，疫情的爆发对这座城市的很多普通人的生计都造成了影响。龚同学本来就申请了大学贷款，和政府助学金，父母才能勉强支付剩余学费。
而龚同学的外婆又在前不久确诊为乳腺癌晚期，祸不单行，收治外婆的医院被改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外婆甚至无法得到良好的救治。已经退休的父母承担了外婆的医疗费后，已经无力支撑龚同学的学业。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无独有偶，李同学的父母在国内经营店铺，也是受疫情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父母已经无法偿还生意上的贷款和房屋贷款。
家庭本来就不富裕，李同学选择新加坡读书也是因为新加坡可以申请政府贷款，只需要承担三分之一的学费。而如今，李同学的父母已经失业，连这三分之一的学费，也无力承担。
除了上述两位同学，还有五名新科大的中国留学生面临失学危机。
这还仅仅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在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留学生身上，又发生著多少类似的情况呢？
06. Cindy，24岁，应届毕业生
受到严重影响的留学生群体中，除了无力支付学费的留学生们，最惨的，应该就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了。
来自中国的SM2奖学金得主Cindy在5年前来到新加坡求学。根据契约，她毕业后需在新加坡工作6年。
今年5月，她从大学毕业。毕业前她就已经投了许多份简历，也接到过12家公司（多数是银行和科技公司）的线上测试、电话、视频面试，有的甚至都进行到了最后一轮面试。但在疫情爆发后，公司给她的回复一律变成了：再等等我们的消息......
Cindy表示，她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本来挺容易找工作的，但因为疫情，她周围的不少中国籍留学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准证办不下来、公司停止招人等因素，都导致大家非常难找工作。
她在疫情期间并没有回过中国，学生准证已经在7月过期，如今，她持有为期1年的LTVP长期准证过渡，接着在新加坡找工作，但长时间的就业等待期已经让她非常迷茫：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迷宫，怎么都找不到出口” 这大概也是多数今年毕业的留学生的内心真实写照了。
如果说身在新加坡的Cindy走入了迷宫，那仍被困在中国无法返新的小A就可以算是走进“死胡同”了。
来自中国的南洋理工大学硕士生小A在去年12月课程结束后返回天津，原本打算在今年2月回到新加坡提交毕业论文并开始找工作，如今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回到新加坡。
小A早在2月想回新加坡时，天津当地往返新加坡的航班已取消，而中国各省市之间也不建议人员流动，他无法途经其他省市回新。到了3月底，新加坡政府则宣布，自3月29日起，所有学生证持有者在入境新加坡前都需获得教育部批准。
截至6月10日，她已向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五次入境申请，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他也尝试向教育部了解自己申请被拒绝的原因，但教育部表示，还在控制海外返新人数，只会允许少数学生入境，多数申请都无法通过。
和Cindy同样作为奖学金得主，小A在当初入学时，就签下契约，毕业后必须在新加坡工作至少六年，否则保证金恐被没收。
“现在很担忧，因为涉及数额可观的保证金。”
毕业，本来是件值得开心的事，却硬生生被疫情搅乱，让这些应届毕业生处在深深的焦虑之中。
从建筑客工到金融白领
从留学生到陪读妈妈
成年人的生活
从来没有容易之说
谁不是为了生活苦苦挣扎？
在新加坡漂泊著的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渺小的个体
疫情的原因
更是让很多中国人在新加坡举步维艰
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所不同
那又是什么
让你依然坚持留在新加坡呢？
资料来源：
1. 侨报网：受疫情影响 海外“陪读妈妈”纷纷带孩子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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