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9.1平方公里 580万人 这里是新加坡 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体 孕育著层出不穷的机会
这里的人口组成中有70%都是华人
许多中国人为了求学、求生活 来到这座城市 他们像候鸟一样
几乎一年才回一次家 每年固定时间从他乡迁移至家乡 短暂停留之后 又踏上征程，原路返回
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新加坡备受打击 也让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重新思索这座城市于自己而言的意义
疫情之下 有人选择回国 更多人选择留下 那些还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你们过得好吗？
01. 老李，46岁，建筑客工
在新加坡的抗疫过程中，如果问哪个群体是最受到关注的，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客工。
自4月初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以来，客工们的一举一动就开始牵动着大众的心。
人们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防护器具而自行捐赠；会因为他们的饭菜不够营养而自发帮客工们叫外卖；也会因为客工们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而义愤填膺……
但是客工们过得好吗？
来自江苏的46岁建筑客工老李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家。
来新加坡打工的契机，是因为老李听中介说这里一年赚个十几万人民币没问题，想想家里还有孩子在读书，为了家里人，咬咬牙交了一万元人民币押金来了新加坡。
他住在新加坡最早爆发客工宿舍疫情的S11榜鹅客工宿舍中。S11榜鹅客工宿舍在3月28日首次出现两起确诊病例，4月5日被列为隔离区，患病人数在4月8日破百、4月17日破千。这间宿舍在8个月8日被列为不再有冠病病毒传播的安全宿舍时，患病人数累计达2846起。
早在4月的时候，老李就被告知要隔离，之后就过上了漫长的封闭生活。在说到宿舍条件的时候，老李觉得在宿舍的住宿和吃的都还行：
你也知道咱们当建筑工人的，只要有个地方住，能吃饱就行。男人嘛，要求也不高。我们宿舍一共12个人住，附近有地方买饭吃，一顿饭3、4新元，虽然吃的不怎么太好，但也能凑合。
他们宿舍一共住着12个人，四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舍友确诊染病。那时老李心里就非常不安，虽然戴着口罩，但还是很担心：
这个劳工营住的人太杂了，一两万人，而且哪个工地的都有。
之后老李进行了多次核酸检测，好在结果都是阴性，但即便如此，他也至今没能走出宿舍的大门。
据老李描述，隔离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听说有人跳楼的时候，他一度差点抑郁：
“听说那么多人跳楼之后，我都有点撑不下去了”
但是想到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他只能咬牙挺住。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向雇主提出了回国，却被一拖再拖，求助无门的他非常绝望：
“我真的想回国了，这么大年纪，还让70多岁的父母操心，就很难受啊。我妈因为听说新加坡的情况，哭了好几次…我和我妈视频，和孩子视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我妈包的饺子。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想家了…”
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9月8日，曾是新加坡最大感染群的S11榜鹅客工宿舍，再次被列为感染群。
本来已经迎来解封曙光的老李再一次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中。
02. 小王，33岁，厨师
今年33岁的小王来自东北，是个厨师。 都说当厨师容易长胖，小王也不例外，是个胖子，而且是个幽默的胖子。
“你瞅我现在是胖了，我年轻前儿（的时候）老帅了”
小王操著一口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说道。
18岁拜师学川菜，20岁出师，29岁来新加坡工作。四年的时间里，小王只换过一家餐馆： “感觉新加坡人还挺爱吃川菜的，就是得减辣”
今年4月到5月，新加坡实行断路器措施，所有餐馆不允许堂食，大大打击了新加坡本地的餐饮业。小王所在的川菜馆也不例外，差点就要关门大吉。
“我滴妈呀，你可不知道我4月份和5月份是咋过的，差点儿都待不下去了。”
那段时间，小王一直窝在自己和室友合租的一间组屋里，每天除了看看电视、打打游戏，无所事事。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但是机票根本就买不起，再加上房子的租约也还在，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硬撑。
小王拿的是SP准证，收入并不高，家里父母都是农民，妻子赚得也不多，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回一些钱养家之外，他自己其实没剩什么钱。
接近三个月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他几乎耗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那些钱：
“那段时间，我媳妇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问我这边什么时候能开始上班，我也着急啊，但是我有什么办法”
好在六月新加坡允许开放堂食之后，小王又回到了所在的餐馆，虽然客流量大不如前，但老板还是非常厚道的没有减薪。
“我挺谢谢他（老板）的，但是要是人一直这么少，我觉得店早晚得黄”
小王在感谢老板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店铺和自己的未来担忧。而他的担忧，早已在另一些没有那么幸运的蓝领工作者身上，成为现实。
03. Abby，28岁，金融分析师
“还能有什么影响？降薪了呗！”
提到疫情，Abby这样说道。
Abby是个爽朗的川妹子，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在新加坡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当上了分析师，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三年。
这份工作曾经让她很多在国内的同学羡慕不已，毕竟一毕业就能拿到4k新币，折合2w人民币的工作，对国内的应届生而言算是很难得的机会。
本来入职的时候，公司承诺过会按照工作时间调薪，前两年的调薪也一直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就在她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第三年的调薪的时候，疫情来了。
然后她真的调薪了，只不过不是调高，是调低。
“我都不想说了，辛辛苦苦奋斗三年，这下工资直接比我刚入职那会儿还低”
既然这样，那她为什么不跳槽？
疫情之下，跳槽岂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新加坡人力部于6月中旬公布的首季劳动市场报告显示，按季度调整的职缺比率3月跌至0.71，意味着每10名求职者竞争七个职缺，这也是近10年来职缺最少的一个季度。
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就业人数锐减2万5600人，是建国以来劳动市场最大的季度萎缩，同时也远超出当局今年4月所预估的1万9900人减幅。
7月29日，新加坡人力部公布了第二季度劳动市场预估报告，新加坡第二季度就业人数（不包括外籍女佣）大幅锐减12万1800人，是第一季度2万5600人的四倍多，减幅再创有史以来新低。
当时还是新加坡教育部长的王乙康指出，虽然经济最终将复苏，但今年下半年乃至下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就业市场仍将趋向疲软。
恐怕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新加坡求职会比原来更加艰难。
除了就业市场的萎缩，新加坡对外国人就业的门槛也是越设越高。8月27日，新加坡宣布：
从9月1日起，外籍员工在新加坡本地申请就业准证的月薪最低门槛，将从3900元提高至4500新元（增幅600元）；
金融领域的外籍员工就业准证月薪最低门槛到了12月1日，会进一步从4500元提高至5000新元（总增幅1100元）；
S准证员工的月薪最低门槛，则会在10月1日，从2400元提高至2500元（增幅100元）
“就我现在这个工资，明年Renew EP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
Abby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明年初她的EP即将到期，而她现在的工资还远远达不到新的EP标准。在更新准证的时候，公司会不会给她降成SP，甚至直接裁员，割掉她的准证？
这些光鲜亮丽的白领，所谓的高收入人群，在疫情之下也有这样无奈的一面。
04. 娟姐，40岁，陪读妈妈
来自山东的娟姐今年40岁，她有一个儿子，今年14岁，在新加坡读初中。从儿子6岁起陪读至今，娟姐已经在中新两地往返了整整八年。
跟一般的陪读妈妈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娟姐不是一位全职太太，她在中国有自己的地方连锁店事业，且经营得还算不错。
疫情爆发之前，娟姐的生活相当有规律。
每天起床给儿子做个早饭，打扫打扫卫生，送儿子上学，然后跟国内的团队开会，听他们汇报店铺经营情况，处理工作上的事宜；等到儿子快放学的时候去接他，再送到补习中心，自己折返回家准备晚饭，之后接儿子回家吃饭，做作业。
哦对了，为了连锁店事业，娟姐几乎每一到两个月都会飞回中国，直接面对面和团队沟通，同时考察店铺经营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