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什么时候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在此时无法有定论。 一说1990年，那是因为当时李光耀卸任总理，不再掌管国家大权。
一说2011年他和吴作栋一起从内阁引退时，持这派看法的人认为，尽管李光耀1990年已卸任总理，但是他对新加坡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职务的局限，许多重要政策仍有深厚的李光耀影子，甚至有些政策就是李本身推动的。
还有一说是老人家百年之时。确实，政治强人无论是否仍在大位上，由于个人威信和力量，仍能够影响政局。但是，一旦离世，产生威信和权力真空，这时就容易出现政治变局。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逝世；初八，嘉庆宣布革除和珅一切职务，交由刑部收监，并命成亲王等负责查抄其家产，会同审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等人发动怀仁堂事变，拘留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一天当真到来时，新加坡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简单地说，不会，因为不存在这么复杂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但是，变数总是有的，尽管不一定会以这么戏剧性的形式出现。
最大的变数或许来自人民行动党内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行动党正面临团结问题。事实上，从1961年那次分裂之后，行动党至今没有发生过公开、大规模的分裂。反之，其他活跃的政党每隔几年就发生各种程度的分裂，或是逼宫夺权，或是重要党员给个借口另投他党，或是直接决裂。可以说，行动党是我国所有活跃政党中最不存在团结问题的。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行动党可以一枝独秀，而反对党却萎靡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可能是所有成员都赤诚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为有个人人拜服的精神领袖。由于有他的存在，无论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见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无事。但是，一旦精神领袖不在，出现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会如此团结。
我国现今社会的政治和选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政党内部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是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最大潜在挑战。
一个最明显的政治和选战压力是来自社会的变迁。我国上世纪末已经步入中产社会，经历了这20年的经济起飞，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也转变很大，许多中青年选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辈、祖辈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发生大动荡，如横扫全球的急性传染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重大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不会大落，自然也不会有大起。
人们将来或许必须习惯于一个相对平庸的年代，就像现在的香港、台湾、日本一样，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放缓，这二三十年来意气风发的新加坡恐怕难以再现。
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满于现状，另一方面却无力改变现状。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政党，无论谁上台，选民总看不上眼，容易形成两党或多党制。到了那时，或许很多新加坡人普遍从现在的热衷政治又回到当年的政治冷淡，历史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比如尚达曼3月5日在国会里说，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个人和集体责任相辅相成的更牢固社会契约”，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到后冷战，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但是东西阵营缺乏沟通，互相无法认识，更谈不上了解。时势造英雄，李光耀横跨东西的优势和对世界局势的敏锐观察，正好在这个信息缺乏的时代发挥作用，无论东西方的外国领导人，都很重视李光耀的观点和见解。不但李光耀之后的两任总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响力，实际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国家，其领导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英雄也造时势，新加坡借着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而提高了国际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原载于《联合早报》2015年3月8日，结集出版《义点义见集》时略为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