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了一场“讲华语运动”，其目标是以“华语”（近似于大陆的普通话）取代盛行于新加坡的包括福建话、广东话等在内的各种“方言”。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光耀如此解释：
“1979年，我56岁那年，为了推动讲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人放弃方言，把华语说好，我以身作则，放弃20年来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这对于一个深明方言是赢得选票武器的我来说，是一项痛苦的抉择，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语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如果还迷恋方言的‘亲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设我继续以福建话保住我的政治资本，让新加坡人到今天还说方言，新加坡今天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我不敢想像。当科技进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来越发达，世界越变越小的时候，人类其实需要越来越少种类的语言，每个国家都在减少需要学习语言种类的数目。……我早在30年前就已经看清方言是种‘穷途末路’的语言，它绝不是时代的对手。”
新加坡是一个讲“福建话”的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也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为什么不让新加坡的华人，直接以“福建话”或者英语为统一语言呢？
针对“福建话”，李光耀的解释是：“很多人对我说，既然英文是新加坡人谋生的用语，中国福建话是新加坡人的生活语言，我为何不就顺其自然，让中国福建话像香港的广东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呢？而事实上，自战后，中国福建话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通语。但是，它不像香港的广东话，水平很高，整个香港讲的只是广东话一种方言，我们却是讲12种方言混杂在一起的福建话。香港人在学校用广东话读书、游戏、开会、辩论、创作。如果我们的福建话有香港广东话那样的水平，也许任由它留下来是一个选择，因为那是高水平的语言，可是，新加坡的福建话却是粗俗的，是没有文字的。新加坡华人要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有价值、高素质的语言。”“我绝不要……让一种难懂的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让它干扰我们努力推行的双语教育，让它分裂新加坡的华人社群。”
针对英语，李光耀的解释是：“我们永远无法使英语成为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用语，我们只有努力推广华语，使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语言是有文字的华语而不是没有文字的方言，尽量不成为文盲，这是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的。”
为了让民众学习“华语”，新加坡政府软硬兼施，采取了很多强制、半强制性政策。比如，要求华族公务员在柜台与华族公众接触时，须用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公众，其事务只能留待最后被受理；华族公务员必须华语口试及格才能被擢升；禁止电视台播出方言广告，淘汰所有方言节目，打造纯华语频道，粤语热播剧如《倚天屠龙记》须配音成华语才能播出……
强制推广“华语”10余年后，一种华语圈里的新方言——混杂了马来语、方言和英语的“新加坡华语”——逐渐有了成型的趋势。有些人认为这是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的结晶，应该保护。但李光耀不这么看：
“这对语言学者来说也许很有趣，但对社会发展没有丝毫价值。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沟通，为了让世界了解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语言？华语也一样。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标准的水平，让所有的人，不管是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种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语言。我不明白我们的华语为什么要标新立异？除非我们像美国，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才有说美式英语的条件。我们人口只有300万，没有必要编自己的华文词典。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华人都听得懂的华语。”
不过，重视“华语”，并不意味着“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与英语并驾齐驱，甚至高于英语。尽管李光耀声称“华语运动”的使命“是通过华语来保存和传播（中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但他同时也强调，如果认为这项运动“是要用华语来取代英语”，那绝对是一种误解：
“英语是我们谋求生存、温饱、发展的语言，我们不会放弃英语而以华语取代它。”“只要英文继续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无论新加坡人说多少华语，英语永远比华语更重要。我们的小学教学70%的时间用英语，中学教学80%的时间用英语，大学教学100%用英语，这是不会变的。”
事实上，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语、文分离”，拼音的学习高度优先于汉字的书写，很多华人口语流利，但书写能力严重不足。在一些中国“汉语教育学者”眼中，这是新加坡华语教学的一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恰是新加坡当局的政策引导的直接结果。
尽管李光耀晚年对新加坡讲华语家庭越来越少感到忧虑，但总体而言，其消灭方言、扶植华语、但又不妨害英语作为第一语文地位的政策，可以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