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印度洋、南海和爪哇海是亚洲海上贸易的动脉，那么马六甲海峡就是心脏。两千多年来，商贸活动在这些动脉中源源不断地进行。导论部分将展示古代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是如何逐渐形成，又如何逐渐向西延伸至印度，向东延伸至中国，最终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将生活在绵延上万公里海岸线上的数百万人口联系起来。而这条海上通道已经存在两千年之久。
这个海上网络有几个不同的名称，本书使用的是“海上丝绸之 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使用“丝绸之路”指代始于地中海，跨越中亚，最终到达中国的陆上贸易之路。听到这个名字，人们脑海里便 会显现这样一幅画面：满载货物的长长驼队、荒无人烟的沙漠、孤零零的客栈旅舍、神出鬼没的劫匪，还有勇敢执著的商人。这些商人即便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然后满载珍宝踏上归途，从此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这种贸易的标志性商品就是丝绸：轻薄、柔软、耐用。在西方世界，丝绸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值(Warmington, 1928: 175 ) 。
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丝绸也曾经由海路运往西方(Warmington, 1928 )。古代丝绸在陆地上的运输痕迹很少能保留下来，在海上的甚至根本找不到。在亚洲南部沿海地区，丝绸并不是最早被贩运的商品之一。然而，人们对丝绸的渴望却是推动7世纪贸易网络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将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一词与“海上” 连用，说明尽管陆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播，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很多还是通过海路进行的。
本书将带读者领略另一条路的重要意义。这条路虽然是传说中的路线，但从贸易和文化角度来讲，它比陆路更重要。在这条路上，骆驼被船只取代，黄沙漫漫的荒漠变成了浩瀚无际的大海。在这条路上，不再有荒郊野岭里的商旅客栈，有的是一串点缀在巨大亚洲大陆边缘的港口城市。不再有四处流浪的劫匪，取而代之的是出没风浪的海盗。最重要的是，贩运的货物不再是布匹这种轻量物品，而是一条船就可以运载的五万件瓷碗、玻璃香水瓶以及数百名乘客。如此想像一番，你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人们更应该关注海上丝绸之路。
穿越中亚的著名丝绸之路尽人皆知。相比之下，海上丝绸之路却少有人问津。这也说明，直到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对早期亚洲海上贸易还是几近一无所知。作为漫长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古代新加坡在整个亚洲海上贸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读者只有在了解早期东南亚地区海运及港口的发展历史之后，才能明白这个贸易网是多么复杂。而正是这个网络，在1300年前后，促成了新加坡兴起。
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历史始于1819年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momas Stamford RaHes ) 爵士到达之时。但莱佛士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他的目标是要让一个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古老港口城市重现于世。
一登上这个岛屿，他就立刻发现了一些古老遗迹，这让他确信新加坡早期历史的意义。甚至在到达这个岛之前，他就已经向朋友们详细讲述新加坡古代的辉煌。也许，这个话题是莱佛士搭乘印第安纳号(插图 0.01)时从餐桌上听来的。这艘船第一次将他带到这个岛上。
插图 0.01 印第安纳号。船长为詹姆斯·珀尔(James Pearl)。1818 年，莱佛士让这艘船从加尔各答驶往槟城，在那里以政府名义租赁了这艘船；珀尔船长用砖石作为压舱物，并进行贸易。这实际上是一个障眼法，使莱佛士借机溜进新加坡，而未引起荷兰人的察觉。1819年，莱佛士 进入新加坡后，继续使用此船一段时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藏品
莱佛士的同船水手对新加坡曾是个古城的说法将信将疑。约翰 · 克劳福德 (John Crawford) 是 1819 年 1月莱佛士随行船队的一位船长， 他环视如今叫作大草场 (Padang) 的地方，写道：
我们搭建账篷的地方是一块一英里 ( 1.6 公里) 见方的平地， 其中一部分从丛林中平整出来。清澈透明的淡水小溪 (或者说小河) 穿过这里。……这块地是新加坡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区和要塞 的所在地。……这里看不到一丝昔日辉煌的痕迹，也没有被人发 掘过的蛛丝马迹。至于说这里曾经有过坚固的防御工事，更是见 不到一点儿踪影， 只有那些想像力丰富的人才能看出土坡上残 存的部分土堡或土堡地基。土堡沿小溪蜿蜒而建，顺着海滩延 伸 ……。 关于土城墙的记录是史丹福爵士从一本古老的马来书中 看到的 (Moore, 1969: 20 ) 。
据莱佛士第二任妻子索菲亚说，他在 1817 年离开英国之前就认定 新加坡可以成为英国船只航行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最有利的的据点。为 什么选择新加坡？在这一地区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威廉 · 法夸尔 ( William Farquhar) 上校更青睐吉里汶岛 ( Karimun Island)。该岛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 入口的中央。不过，据一位莱佛士传记作者所写，“莱佛士的特点就 是，在制定政治规划时，总要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历史依据”(Wurtzburg, 1984: 454)。当时，马六甲掌握在荷兰人手中，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在东南亚尽人皆知，对此深信不疑。莱佛士很可能想压过荷兰人，将马来人的贸易吸引到马六甲前身—新加坡。1818 年 12 月 12日，莱佛士给他的老朋友，在苏门答腊岛明古连 ( Bencoolen ) 生活多年的 威廉 · 马斯登 ( William Marsden) 写信：“如果我给你的下一封信是发自新加普拉古城遗址，请你一定不要感到吃惊。”
莱佛士不断学习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收集了 各种手稿，其中最著名的是《莱佛士第 18 号手稿》 ( Raffles Manuscript 18 ) ， 这就是已知的《马来纪年》 (Sejarah Melayu 或Malay Annals) 的最早版本 (插图 0.03 )。《莱佛士第 18 号手稿》讲述了起源于巴邻旁 (Palembang) 的马来王 室家族，以及他们移居新加坡、马六甲、柔佛和廖内的经过。在《马来纪年》的叙述中，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被描述为马来人 的第一贸易大港。在最早的五位马来国王统治期间，影响马来文化 形成的多个重大历史发展事件都围绕这个城市发生。据《马来纪年》 记载，后来爪哇人进攻新加普拉，马来人才不得不将都城迁移到马六甲。
莱佛士为找到关于新加坡古迹的证据感到非常满意。他写信给自己的赞助人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夏洛特公主：
您可以从马斯登绘制的苏门答腊岛地图上看到，海峡北边有一个叫作新加普拉的岛，这里就是古代马来人的港口都城。在 六个多世纪前修建的要塞城墙内，我竖起了英国国旗 (Moore, 1969: 31 ) 。
插图 0.02 1811 年苏丹谢里夫 · 卡西姆( Sharif Kasim )写给莱佛士的信。西加里曼丹岛坤甸的苏丹谢里夫 · 卡西姆请求莱佛士，帮忙抵抗来自另一个西加里曼丹岛王国三发王国( Sambas )的海盗。三发王国联手伊拉农海盗( Ilanun pirates )袭击商人，也威胁到了英国 的利益。在这封信中，苏丹谢里夫感谢莱佛士送给他的礼物：布匹和一双金鞋。作为回赠，他 送给莱佛士两本马来文手稿：一本是律法，一本是历史传奇小说《伊斯干达苏丹传》( Hikayat Sultan Iskandar )(Gallop and Arps, 1991: 43 )。经大英图书馆允许复制。
插图 0.03 《莱佛士第18 号手稿》，最早的《马来纪年》版本，该版本可追溯到1612 年。考古 研究发现其与《马来纪年》中叙述的新加坡部分有众多相似之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品
莱佛士与考古
莱佛士兴趣广泛，爱好文物古迹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时还没有 考古学这门学科，但莱佛士比他同时代的人更独具慧眼—那些人有 时会收集一些古物，但也只是出于好奇而已，而莱佛士却具有真正的 人类学头脑。他将东南亚古代各民族的艺术与文化遗存视为了解其后 代的一种手段。
1811—1816 年，莱佛士在出任爪哇总督期间，鼓励人们到丛林中 搜罗自然样品，并把古代遗物交给他。他组织绘图小组，画出古迹草图。他还努力破译碑文和手稿。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成为 1817 年《爪哇史》中的大部分内容。由此看来，他选择新加坡作为新港口也就很 好理解了。
插图 0.04 婆罗浮屠( Borobudur)。经佩里普拉斯出版社(香港)允许复制。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发现
约翰 · 克劳福在新加坡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接近现代考古发掘的 活动。此约翰 · 克劳福与之前提到的、对莱佛士的观点将信将疑的约翰 · 克劳福德 (John Crawford) 船长名字相似，容易混淆。1821 年 2 月3 日， 克劳福在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途中到访新加坡，并来 了一次清晨闲游。1828 年，他对此次闲游的描述在伦敦发表。
克劳福误以为福康宁山 ( Fort Canning Hill ) 是东西走向，但事实上是 西北偏北到东南偏南走向。克劳福描述山坡的北面和西面大部分被砖 瓦遗址覆蓋。他的描述中唯一能确定位置的遗址是伊斯干达王 ( Iskandar Shah ) 圣墓，位于山坡东面。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将方向“西”换成 方向“北”，以此类推。对克劳福的闲游，我将进行如下概述：
克劳福闲游的起点是这个早期英国飞地的中心，位于新加坡河北 面(如今叫作大草场)的一块平地上。在大草场的东北边缘(如今的 史丹福路)有一面坚固的土墙，墙基处16 英尺(5米)宽，8—9 英尺 (约 2.5米)高，一条小溪从旁边流过。这种特征被莱佛士和克劳福德 船长称为“要塞”或“堡垒”，在一幅 1822 年绘制的地图中，此处被清晰地标示出来，名为“新加坡古防线”(Old Linesof Singapore)，而那条小溪被称为淡水溪 ( Freshwater Stream，插图 0.05 ) 。
位于新加坡体育俱乐部对面的史丹福路以北，有一块黑漆小铁牌，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横跨淡水溪的一座桥。看到这块牌子的行人一定会纳闷，因为这里既没有桥，也不见小溪。淡水溪其实还在，只 是如今它的下游沿着一条名为梧槽运河的人工地下水道流走了，其上 游仍可以在史丹福路和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 交汇处的索菲娅山(Mount Sophia) 附近看到，距以前的国泰大厦 (Cathay Building) 不远。
插图 0.05 淡水溪，如今是史丹福槽河的一部分。摄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1918 年，荷兰学者洛菲尔 ( G. P. Rou任aer) 对新加坡古代史进行过推 测。他显然知道有这么一幅 1822 年的地图。地理学家保罗 · 惠特利虽然没有提及，但他很可能也知道这幅地图，因为他在《黄金半岛》一书中，展示了与1822 年地图中相同地点的那段城墙 (Wheatley, 1961: Fig.15 ) 。1985 年，我在撰写第一部新加坡古代史时还没见过这幅地图， 并且推测城墙是与福康宁山东南山脚相连，而不是东北山脚。现在我知道我这个推测是错误的。不过，我依然相信，“王宫和庙宇区”并不像惠特利的地图所显示，或克劳福所描述的，位于西面山坡上，而是在北面和东面的山坡上，靠近今天的圣墓位置。朝向里峇峇利路( River Valley Road) 的西南坡相当陡峭，与东北坡相比，在那里进行的考察和勘探发掘几乎没什么收获，而东北坡考古堆积非常密集，包括古代砖头建筑遗迹。
中国旅行者汪大渊提到1330年暹罗人进攻时，淡马锡人“关上大 门”。《马来纪年》也提到古代新加坡一堵城墙上会开一扇门。而克劳福的报告则称，土城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堤坝，上面没有任何缺口。确实可能没有必要修建城门，因为这面城墙只围绕城市的一面而不是 四面，而其他三面都拥有天然屏障—要么是水，要么是山坡。在勿 拉士峇沙公园(现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 的发掘工作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古时城墙北面有人居住，所以说没有修建城门的必要。也许，福康宁山上的王宫居所由栅栏围护，围栏上开了一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