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印度洋、南海和爪哇海是亞洲海上貿易的動脈，那麼馬六甲海峽就是心臟。兩千多年來，商貿活動在這些動脈中源源不斷地進行。導論部分將展示古代東南亞海上貿易網絡是如何逐漸形成，又如何逐漸向西延伸至印度，向東延伸至中國，最終形成一張巨大的網絡，將生活在綿延上萬公里海岸線上的數百萬人口聯繫起來。而這條海上通道已經存在兩千年之久。
這個海上網絡有幾個不同的名稱，本書使用的是「海上絲綢之 路」。長久以來，人們一直使用「絲綢之路」指代始於地中海，跨越中亞，最終到達中國的陸上貿易之路。聽到這個名字，人們腦海里便 會顯現這樣一幅畫面：滿載貨物的長長駝隊、荒無人煙的沙漠、孤零零的客棧旅舍、神出鬼沒的劫匪，還有勇敢執著的商人。這些商人即便歷盡千辛萬苦，也要到達擁有燦爛文明的中國，然後滿載珍寶踏上歸途，從此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這種貿易的標誌性商品就是絲綢：輕薄、柔軟、耐用。在西方世界，絲綢與同等重量的黃金等值(Warmington, 1928: 175 ) 。
歷史資料告訴我們，公元1世紀，絲綢也曾經由海路運往西方(Warmington, 1928 )。古代絲綢在陸地上的運輸痕跡很少能保留下來，在海上的甚至根本找不到。在亞洲南部沿海地區，絲綢並不是最早被販運的商品之一。然而，人們對絲綢的渴望卻是推動7世紀貿易網絡大規模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將人們熟知的「絲綢之路」一詞與「海上」 連用，說明儘管陸上絲綢之路聲名遠播，古代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和貿易很多還是通過海路進行的。
本書將帶讀者領略另一條路的重要意義。這條路雖然是傳說中的路線，但從貿易和文化角度來講，它比陸路更重要。在這條路上，駱駝被船隻取代，黃沙漫漫的荒漠變成了浩瀚無際的大海。在這條路上，不再有荒郊野嶺里的商旅客棧，有的是一串點綴在巨大亞洲大陸邊緣的港口城市。不再有四處流浪的劫匪，取而代之的是出沒風浪的海盜。最重要的是，販運的貨物不再是布匹這種輕量物品，而是一條船就可以運載的五萬件瓷碗、玻璃香水瓶以及數百名乘客。如此想像一番，你就會開始明白，為什麼人們更應該關注海上絲綢之路。
穿越中亞的著名絲綢之路盡人皆知。相比之下，海上絲綢之路卻少有人問津。這也說明，直到最近一段時期，人們對早期亞洲海上貿易還是幾近一無所知。作為漫長演化過程的一部分，古代新加坡在整個亞洲海上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讀者只有在了解早期東南亞地區海運及港口的發展歷史之後，才能明白這個貿易網是多麼複雜。而正是這個網絡，在1300年前後，促成了新加坡興起。
很多人相信，新加坡的歷史始於1819年托馬斯·史丹福·萊佛士(momas Stamford RaHes ) 爵士到達之時。但萊佛士本人對此不以為然，他的目標是要讓一個曾經具有輝煌歷史的古老港口城市重現於世。
一登上這個島嶼，他就立刻發現了一些古老遺蹟，這讓他確信新加坡早期歷史的意義。甚至在到達這個島之前，他就已經向朋友們詳細講述新加坡古代的輝煌。也許，這個話題是萊佛士搭乘印第安納號(插圖 0.01)時從餐桌上聽來的。這艘船第一次將他帶到這個島上。
插圖 0.01 印第安納號。船長為詹姆斯·珀爾(James Pearl)。1818 年，萊佛士讓這艘船從加爾各答駛往檳城，在那裡以政府名義租賃了這艘船；珀爾船長用磚石作為壓艙物，並進行貿易。這實際上是一個障眼法，使萊佛士藉機溜進新加坡，而未引起荷蘭人的察覺。1819年，萊佛士 進入新加坡後，繼續使用此船一段時間。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新加坡國家文物局藏品
萊佛士的同船水手對新加坡曾是個古城的說法將信將疑。約翰 · 克勞福德 (John Crawford) 是 1819 年 1月萊佛士隨行船隊的一位船長， 他環視如今叫作大草場 (Padang) 的地方，寫道：
我們搭建帳篷的地方是一塊一英里 ( 1.6 公里) 見方的平地， 其中一部分從叢林中平整出來。清澈透明的淡水小溪 (或者說小河) 穿過這裡。……這塊地是新加坡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區和要塞 的所在地。……這裡看不到一絲昔日輝煌的痕跡，也沒有被人發 掘過的蛛絲馬跡。至於說這裡曾經有過堅固的防禦工事，更是見 不到一點兒蹤影， 只有那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才能看出土坡上殘 存的部分土堡或土堡地基。土堡沿小溪蜿蜒而建，順著海灘延 伸 ……。 關於土城牆的記錄是史丹福爵士從一本古老的馬來書中 看到的 (Moore, 1969: 20 ) 。
據萊佛士第二任妻子索菲亞說，他在 1817 年離開英國之前就認定 新加坡可以成為英國船隻航行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最有利的的據點。為 什麼選擇新加坡？在這一地區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威廉 · 法夸爾 ( William Farquhar) 上校更青睞吉里汶島 ( Karimun Island)。該島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 入口的中央。不過，據一位萊佛士傳記作者所寫，「萊佛士的特點就 是，在制定政治規劃時，總要為自己的行動找到歷史依據」(Wurtzburg, 1984: 454)。當時，馬六甲掌握在荷蘭人手中，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在東南亞盡人皆知，對此深信不疑。萊佛士很可能想壓過荷蘭人，將馬來人的貿易吸引到馬六甲前身—新加坡。1818 年 12 月 12日，萊佛士給他的老朋友，在蘇門答臘島明古連 ( Bencoolen ) 生活多年的 威廉 · 馬斯登 ( William Marsden) 寫信：「如果我給你的下一封信是發自新加普拉古城遺址，請你一定不要感到吃驚。」
萊佛士不斷學習東南亞歷史和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他收集了 各種手稿，其中最著名的是《萊佛士第 18 號手稿》 ( Raffles Manuscript 18 ) ， 這就是已知的《馬來紀年》 (Sejarah Melayu 或Malay Annals) 的最早版本 (插圖 0.03 )。《萊佛士第 18 號手稿》講述了起源於巴鄰旁 (Palembang) 的馬來王 室家族，以及他們移居新加坡、馬六甲、柔佛和廖內的經過。在《馬來紀年》的敘述中，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被描述為馬來人 的第一貿易大港。在最早的五位馬來國王統治期間，影響馬來文化 形成的多個重大歷史發展事件都圍繞這個城市發生。據《馬來紀年》 記載，後來爪哇人進攻新加普拉，馬來人才不得不將都城遷移到馬六甲。
萊佛士為找到關於新加坡古蹟的證據感到非常滿意。他寫信給自己的贊助人薩默塞特公爵夫人夏洛特公主：
您可以從馬斯登繪製的蘇門答臘島地圖上看到，海峽北邊有一個叫作新加普拉的島，這裡就是古代馬來人的港口都城。在 六個多世紀前修建的要塞城牆內，我豎起了英國國旗 (Moore, 1969: 31 ) 。
插圖 0.02 1811 年蘇丹謝里夫 · 卡西姆( Sharif Kasim )寫給萊佛士的信。西加里曼丹島坤甸的蘇丹謝里夫 · 卡西姆請求萊佛士，幫忙抵抗來自另一個西加里曼丹島王國三發王國( Sambas )的海盜。三發王國聯手伊拉農海盜( Ilanun pirates )襲擊商人，也威脅到了英國 的利益。在這封信中，蘇丹謝里夫感謝萊佛士送給他的禮物：布匹和一雙金鞋。作為回贈，他 送給萊佛士兩本馬來文手稿：一本是律法，一本是歷史傳奇小說《伊斯干達蘇丹傳》( Hikayat Sultan Iskandar )(Gallop and Arps, 1991: 43 )。經大英圖書館允許複製。
插圖 0.03 《萊佛士第18 號手稿》，最早的《馬來紀年》版本，該版本可追溯到1612 年。考古 研究發現其與《馬來紀年》中敘述的新加坡部分有眾多相似之處。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品
萊佛士與考古
萊佛士興趣廣泛，愛好文物古蹟便是其中之一。雖然當時還沒有 考古學這門學科，但萊佛士比他同時代的人更獨具慧眼—那些人有 時會收集一些古物，但也只是出於好奇而已，而萊佛士卻具有真正的 人類學頭腦。他將東南亞古代各民族的藝術與文化遺存視為了解其後 代的一種手段。
1811—1816 年，萊佛士在出任爪哇總督期間，鼓勵人們到叢林中 搜羅自然樣品，並把古代遺物交給他。他組織繪圖小組，畫出古蹟草圖。他還努力破譯碑文和手稿。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成為 1817 年《爪哇史》中的大部分內容。由此看來，他選擇新加坡作為新港口也就很 好理解了。
插圖 0.04 婆羅浮屠( Borobudur)。經佩里普拉斯出版社(香港)允許複製。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的發現
約翰 · 克勞福在新加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接近現代考古發掘的 活動。此約翰 · 克勞福與之前提到的、對萊佛士的觀點將信將疑的約翰 · 克勞福德 (John Crawford) 船長名字相似，容易混淆。1821 年 2 月3 日， 克勞福在出使暹羅和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途中到訪新加坡，並來 了一次清晨閒遊。1828 年，他對此次閒遊的描述在倫敦發表。
克勞福誤以為福康寧山 ( Fort Canning Hill ) 是東西走向，但事實上是 西北偏北到東南偏南走向。克勞福描述山坡的北面和西面大部分被磚 瓦遺址覆蓋。他的描述中唯一能確定位置的遺址是伊斯干達王 ( Iskandar Shah ) 聖墓，位於山坡東面。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將方向「西」換成 方向「北」，以此類推。對克勞福的閒遊，我將進行如下概述：
克勞福閒遊的起點是這個早期英國飛地的中心，位於新加坡河北 面(如今叫作大草場)的一塊平地上。在大草場的東北邊緣(如今的 史丹福路)有一面堅固的土牆，牆基處16 英尺(5米)寬，8—9 英尺 (約 2.5米)高，一條小溪從旁邊流過。這種特徵被萊佛士和克勞福德 船長稱為「要塞」或「堡壘」，在一幅 1822 年繪製的地圖中，此處被清晰地標示出來，名為「新加坡古防線」(Old Linesof Singapore)，而那條小溪被稱為淡水溪 ( Freshwater Stream，插圖 0.05 ) 。
位於新加坡體育俱樂部對面的史丹福路以北，有一塊黑漆小鐵牌，是為了紀念這裡曾經橫跨淡水溪的一座橋。看到這塊牌子的行人一定會納悶，因為這裡既沒有橋，也不見小溪。淡水溪其實還在，只 是如今它的下游沿著一條名為梧槽運河的人工地下水道流走了，其上 游仍可以在史丹福路和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 交匯處的索菲婭山(Mount Sophia) 附近看到，距以前的國泰大廈 (Cathay Building) 不遠。
插圖 0.05 淡水溪，如今是史丹福槽河的一部分。攝於 20 世紀 90 年代末
1918 年，荷蘭學者洛菲爾 ( G. P. Rou任aer) 對新加坡古代史進行過推 測。他顯然知道有這麼一幅 1822 年的地圖。地理學家保羅 · 惠特利雖然沒有提及，但他很可能也知道這幅地圖，因為他在《黃金半島》一書中，展示了與1822 年地圖中相同地點的那段城牆 (Wheatley, 1961: Fig.15 ) 。1985 年，我在撰寫第一部新加坡古代史時還沒見過這幅地圖， 並且推測城牆是與福康寧山東南山腳相連，而不是東北山腳。現在我知道我這個推測是錯誤的。不過，我依然相信，「王宮和廟宇區」並不像惠特利的地圖所顯示，或克勞福所描述的，位於西面山坡上，而是在北面和東面的山坡上，靠近今天的聖墓位置。朝向里峇峇利路( River Valley Road) 的西南坡相當陡峭，與東北坡相比，在那裡進行的考察和勘探發掘幾乎沒什麼收穫，而東北坡考古堆積非常密集，包括古代磚頭建築遺蹟。
中國旅行者汪大淵提到1330年暹羅人進攻時，淡馬錫人「關上大 門」。《馬來紀年》也提到古代新加坡一堵城牆上會開一扇門。而克勞福的報告則稱，土城牆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堤壩，上面沒有任何缺口。確實可能沒有必要修建城門，因為這面城牆只圍繞城市的一面而不是 四面，而其他三面都擁有天然屏障—要麼是水，要麼是山坡。在勿 拉士峇沙公園(現新加坡管理大學所在地) 的發掘工作並沒有找到證據證明古時城牆北面有人居住，所以說沒有修建城門的必要。也許，福康寧山上的王宮居所由柵欄圍護，圍欄上開了一扇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