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福在平原地带没有看到什么遗迹。除了新加坡古防线，新加坡的其他古迹主要在山上和新加坡河口处：在山上，有一块“墓地” 和一处应该是庙宇的地方；在河口处，有一块人工劈开、刻有铭文的大圆石。
1819 年，新加坡居民称这座山为“禁山”(Bukit Larangan)。莱佛士的 马来老师在自己撰写的《阿都拉传》 (Hikayat Abdullah) 中记载了法夸尔上 校与东姑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 ( Tengku Abdul Rachman ) 的对话。阿卜杜勒是代表廖内苏丹国管理新加坡的地方官，又称天猛公。阿都拉记录的这 次对话也印证了《马来纪年》中记录的另一次对话。那次对话的一方 是代表岛上原有居民的因陀罗 · 博帕尔 (Indra Bopal)，另一方是代表新来 居民的首领室利帝利般那( Sri Tri Buana ) 。东姑说，普通百姓是不能上那座古代王宫山坡的。“禁山”之所以令人敬畏，还因为那里会发出奇怪的声响。即使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当地人仍相信山上有鬼魂出没。
克劳福发现山坡两侧的“绝大部分地方”被砖头地基覆蓋。他 在地基周围发现了“大量”中国陶器和当地陶器的碎片，还有中国钱 币，其年代可追溯到967年。但这些物品并不能证明早在那个年代新加坡就已经存在一个聚落了，因为这样的钱币在东南亚已经流通长达几个世纪。在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就有宋元时期的贸易港口“中国 城”，12 世纪和 13 世纪都在使用隋、唐、五代和宋时期的钱币 ( Edwards McKinnon, 1977 )。元朝时很少铸造铜币，因为在中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 纸币 ( Kuwabara, 1928 ) 。
最大的遗迹是一处方形结构，每边长12 米，位于靠近山坡顶端 的一块阶地上。在新加坡电信大厦附近，也就是今天的福康宁山东南端，克劳福看到一些方形砂岩石块，酷似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遗址中发现的柱础。这些石块很可能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凉亭遗迹。他还发现了一个圆形石堆，石堆外有一圈低矮的方形围墙。
14 世纪的汪大渊，以及 1515 年驻马六甲的葡萄牙官员多默 · 皮列士 ( Tomé Pires ) 都曾写道，马来人的王宫一般都坐落在阶地丘陵上。因此，福康宁公园的遗迹很可能是一个古代宫殿的所在地。马来人的宫殿中常常会有一个面向百姓居住区的听众凉亭，在印尼语中叫“pendopo”，这个有柱子的建筑也许就是这种凉亭。
克劳福得知还有另外一处阶地，与这处大小相似，是一个“君 王”的陵墓。他未对这一地点做进一步的详细记录。那里有一处匆忙建造的“简陋建筑”，今天我们得知那是伊斯干达王圣墓 (插图0.10 ) 。1909 年，洛菲尔到访此地时，发现这是一处穹顶墓地，与南苏 拉威西岛上的墓地相似，而且修建时间不会早于 17 世纪。墓地没有发现可以确认墓主身份的碑文 ( Rou任aer, 1921: 64, 380 ) 。20 世纪初，罗兰 · 布 拉德尔爵士发表了一张图片，其文字说明是“新加坡伊斯干达王墓 地”(Braddell, 1982:opposite p. 57 )。图片上一座木桥跨过一条壕沟，壕沟对面 的一排柱子形成了院子的入口，院子里有一个方形屋顶的低矮建筑。一本 1892 年的旅游指南称，“经木桥跨过新加普拉老城壕沟，游客即 可进入该景点(圣墓)”( Reith, 1892: 60 ) 。
据《阿都拉传》记载，1819 年，有泉水从山坡西侧流出 ( Hill, 1962: 42 )。这泉水被称为“禁泉”( Pancur Larangan)。传说古时王室女眷都在这里洗浴。根据印尼考古发现，古代浴场非常流行。有些浴场砌砖墙或石墙，还装饰了雕像、雕刻的出水口和浮雕等艺术作品。没有人记载 过“禁泉”遗址的情况。但英国人发现泉水后，他们修建了一条水渠，将泉水引到河边的一个贮水池里，就位于今天里峇峇利路与禧街( Hill Street ) 路口附近。19 世纪 20 年代，这泓泉水为过往船只提供了全部所需淡水。这些船不必上岸，只需派小船载着木桶，逆新加坡河而上，在贮水池装满淡水即可。
伊斯干达王圣墓
插图 0.10 摄于 2010 年
插图 0.11 新加坡“保留地”( Reserved Plain )地图，1827 年由爱德华 · 雷克( Edward Lake ) 绘制。地图显示此地左上角为船只取水处。这一地点位于今天禧街和里峇峇利路路口。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允许而复制。
19 世纪 30 年代，淡水需求量超过了泉水的供应能力，于是人们到山脚下打井。打井的做法显然切断了泉水的水脉。
1857 年，政府已经在山坡的西面建起两处贮水池，用来供应淡水。正因如此，北面山 脚下的一条街被称为“登路”( Tank Road ，贮水池路)，即今天的克列孟梭大道 (Clemenceau Avenue)。新加坡独立后，这里成为一个大型市政游泳池，也因此使这个有着七百年历史的遗迹保持了生机。后来，游泳池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的福康宁办事处接手，今天叫山麓 (me Foothills ) 。
克劳福在山坡南面发现了一片生长著古老果树的小树林。这是东 南亚王宫的一大特点——王宫都建有种植了果树和花木的王家花园。这样的园子有很多，比如在井里汶、日惹、梭罗、巴厘岛和龙目岛(插图 0.12 、0.13 )。据《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的统治者家族来自巴邻旁，而在巴邻旁附近发现的 7 世纪碑铭显示，这个统治者修建了一处人间天堂似的花园。
插图 0.12 西爪哇岛井里汶的桑尼亚拉奇公园( Sunyaragi Garden )，建于 17 世纪，是保存最好的古代东南亚王家花园，它让我们领略到印尼园林设计师是如何将水运用到园林规划中的。
《阿都拉传》也提到在福康宁山(禁山)的山腰下有一处古老的果园，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古老树木，包括杜古、酸橙、柚子、兰撒、 臭豆和耶林( Hill, 1960: 168 )。在 19 世纪初的新加坡，这些树木一定非常抢眼，因为根据现代资料所述，那时山坡上很少有高大树木。新加坡 河河口堤岸上的桃金娘属树木和野牡丹都是低矮灌木，大量生长在被 废弃的空地上。因此，这处古代遗址上生长的不是原生丛林，而是二 次生长的植物。
插图 0.13 龙目岛上的马悠拉花园( Mayura Garden )建于 19 世纪。位于印尼东部的王家花园 精美绝伦，令 19 世纪 90 年代最早发现这里的欧洲人叹为观止。
《马来纪年》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巴当 (Badang) 的大力士将一块巨石 抛出王宫(很可能从福康宁山抛出)，扔到新加坡河口的故事。正是 在河口这里，克劳福看到一块砂岩巨石。孟加拉亚洲学会副秘书莱德雷 (J. W. Laidlay) 描述过 1819 年 6 月发现这块巨石的经过：“1819 年，新加坡河入海口南面的岩石地带还覆蓋着茂密的丛林和灌木，英国海 军雇佣的一些孟加拉水手发现了这块石头。”(Laidlay, 1848: 70 ) 根据阿都 拉 · 文西 (Abdullah Munshi) 所述，那块巨石是在取石填沼泽时被发现的。那片沼泽就是今天的莱佛士坊 ( RaHes Place ) 所在地。不远处的另一块石 头被“海人”(orang laut) —生活在船上的移动部落，第一章将介绍更 多关于他们的信息—称为“剑鱼头”( Batu Kepala Todak)。他们将此石视 为宗教神物。阿都拉说：“他们的习俗是，重大协议都要在此地(石 头处)达成，因为他们认为此石具有神力。他们还会祭拜这块石头， 用长幡加以装饰。”( Hill, 1960: 145, 165– 166 )。洛菲尔则误将新加坡古石碑( Singapore Stone ) 与“剑鱼头”混为一谈，认为两块石头是同一块( Rou任aer, 1921: 33 ) 。
这块巨石被一分为二。开成两块的完整巨石一般会顺着直线裂开，这样就能得到两块对称的、表面相对平滑的石块。人们开石很可能是需要平滑的表面来刻字。这块石头高3 米，宽 3 米，一面已经凿刻，留下一圈凸起的边缘。石头内侧宽2.1 米、高 1.5 米的面积上刻有 50—52 行不明文字。住在加尔各答的东方学学者普林西普 (J. Prinsep) 研究了这块石头的拓印图，发现其中 40 行文字可以辨认，但开头的 12 行文字被抹掉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怎么变成这样的。
1843 年，这块巨石被炸毁，因为军方征用此处来修建浮尔顿堡垒( Fort Fullerton) 司令部。后来这里陆续使用过不同名称：炮兵连、浮尔顿堡垒，以及船务总管办公室。新加坡独立后，又在原址上竖立新的鱼尾狮纪念碑。不过，21世纪初，这个碑被向南挪动了100米。
英国军官詹姆斯 · 洛 (James Low) 上校对古迹情有独钟。他在古石被炸毁后不久才来到这里，设法抢救出几块残片。他聘请了一位华人工 匠，将这些残片修成小块的石板。洛写道：“不过，这些小块石头上的 铭文恰好是整个铭文中最清晰的(如果‘清晰’一词在这里真的适用 的话)。”他将三块石板寄往加尔各答。石板于 1848 年 6 月到达目的地(Low, 1848: 65–66 ) 。
另一位官员巴特沃斯上校( W. J. Butterworth ，1843—1855 年任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总督)在河对岸找到巨石的另一块残片，地点是新加坡财 政部(也就是今天的皇后坊 [Empress Place])的游廊上。卫兵将这块残片 当作凳子使用。巴特沃斯命人将残片送到他位于政府山(后来的福康 宁山)的办公室，后来又送到加尔各答。似乎还有人找到一些残片， 但随后又下落不明。举例来说，里德 ( W. H. Read) 曾“在政府官邸(今 天的福康宁)的角落里见到一大块碑铭残片。但是，有一次总督去槟 城出差，在他离开新加坡期间，一些犯人因为需要石料翻修公路，擅 自撬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Rou任aer, 1921: 54)。就这样，这块古石的残片 如今散落在从新加坡河到福康宁山的大范围地区内。
1918 年，莱佛士博物馆及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要求将古石残片归 还新加坡。加尔各答博物馆同意将它们作为长期租借文物送回新加 坡。《1919 年莱佛士博物馆及图书馆年度报告》称，新加坡古石碑的 一块残片已经以无限期租借的方式由印度博物馆受托人送回。2013 年， 在我撰写本书期间，这块古石残片正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 (插图0.14 ) ，其他残片很可能仍留在加尔各答。
1989 年，时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柯宗源先生和我一起，访 问了加尔各答博物馆的接替机构印度博物馆，并向馆长询问另外两 块残片现存何处。他们告知，那些残片很可能在博物馆储藏区的某个 地方。至于残片的具体下落，他们也说不清楚。大家不妨回想一下电影《夺宝奇兵》中的最后场景，再联想一下藏在印度博物馆储藏区的 古石残片。那可是一座巨大的仓库。但愿这些残片有朝一日能够重见天日。
插图 0.14 新加坡古石碑上刻有很长的文字，但被军事工程师爆破炸碎，只能估算其年代有 700— 1000 年之久。石头上的文字与那个时期苏门答腊岛上使用的文字相近，里面至少有一部 分梵文。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国家博物馆提供
在之后的 85 年里，新加坡考古并未增添新的重要发现。山坡的顶 部原本呈锥形，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修建福康宁要塞时被推平。虽然山顶地带可能藏有大量遗物，但一直没有发现文物的报告。1928 年，要塞被拆除，人们修建了一个占地7 英亩(3 公顷)的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金首饰，其中包括一个臂环、一批耳饰，以及一枚设计独特的指环。这批遗物被发现的深度为10 英尺(3 米)，在原有的地表下(即山顶被推平之前的深度，见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