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权威的回报；
（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黑即白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
以上理念很难说是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统治层的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这些理念确实深深植根于新加坡所处的亚洲社会的传统，它们和新加坡多数国民的价值观也是比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领导层并没有把“亚洲价值观”作为惟一的治国哲学，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理念、欧洲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李光耀执政时代都有体现。
“亚洲价值观”这套话语是在与西方的价值观论战过程中才放大到众所周知，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套东西方对话用语，甚至也可以认为，对话的另一方——西方社会也参与了“亚洲价值观”话语的建构，这套话语是它们在批判、怀疑某种非西方发展模式时所树立的一个靶子。
与其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治国，不如说是以一套东西文明交融的、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杂交型理念来治国。
新加坡与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治国理念的辩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开始。当时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权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人的经济战略是“亲资本主义的和讨好跨国公司的”，对工人的工资则实行严厉的控制，并且认为新加坡的精英统治违背了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而更不能为批评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下，当局不经法院审判就可以对公民实行长期关押。
1976年，在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的鼓动下，社会党国际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员资格。人民行动党的反应也很强硬，为了解释其意识形态立场，人民行动党出版了《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道路》一书，重申了它独立的、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
当时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与西方辩论的焦点是“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发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自称信奉社会主义，但颇有自己的主见。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他赞成那些老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分开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机会平等而无论其出身如何，这就是老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主调却是多党制、高福利、人权至上。
在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与西方社会就“亚洲价值观”展开交锋的最激烈的年代，“亚洲价值观”成为国际热词。这种情况到了马来西亚1998年发生反体制的“烈火莫熄”运动和印尼发生苏哈托下台事件之后才有所降温。
“亚洲价值观”指导下的高压严苛治国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东亚社会的转型它受到许多质疑和挑战。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论者感叹威权体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乐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购物，遇上高兴的事用购物来庆祝，遇上郁闷的事用购物来排谴。当时我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这样”。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对新加坡怀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让孩子在这里成长，我会感到放心，但作为成年人要长年生活在这里，我承认有点犹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蓝图来打造新加坡并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来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能获得约1/3或1/4的选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对此并不接受和感恩。
当然笔者从新加坡人那里也听到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给反对党是为了警告执政党不要太骄傲从而怠慢了对人民的服务，新加坡人并不希望换反对党来执政，因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么难道新加坡人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吗？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为新加坡人有“怕输”的文化。这也许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许不是害怕反对党上台国家会输，而是真的从未设想过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那么输不输都是额外的问题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铁桶江山。但外界仍然会问：新加坡今后仍将长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将长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吗？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为威权体制辩护时还谈到一个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国之初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内部和周边环境，新加坡随时可能发生内乱、被吞并，存在重大的国家生存危机和安全隐患，这种风险在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后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块上的坚实堡垒，而是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顾它”，不能争吵不休导致“家无宁日”，这种争执将摧毁“我们美丽但脆弱的家园”。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还备有一套论辩逻辑，那就是文化决定论。1994年李光耀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换言之，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体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或“亚洲价值观”）是“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不过这个判断是面向过去而言的，但面向未来时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同样是东亚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韩国的金大中对李光耀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质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运吗？》一文中批评以李光耀。金大中说：“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
长期观察、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滩上作画”，将会“人亡政息”。而美国《新闻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发问说：李光耀这位“亚洲价值观”的年迈战士如果离世，他的继承人能否照旧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这位现代亚洲的传奇人物真的走了，《新闻周刊》的这个问题成了许多媒体纷纷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吴作栋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已经在缓慢改变；但是在李光耀身后，新加坡的改变仍然将是缓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选择了威权体制作为他的治国纲领，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选择了李光耀吗？
说李光耀是在“沙滩上作画”的亨廷顿已在2008年去世，无法活得更长一点来见证他关于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预言。假设亨廷顿足够长寿，关于新加坡他将会看到什么？无疑，新加坡政治不会因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显龙的退休而突然有什么改变，但新加坡无疑也一直在改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