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強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這是政府對人民安分守己、尊重權威的回報；
（三）維持有秩序的社會，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
（四）家庭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是人們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五）崇尚和諧與協商，沒有非黑即白的強烈對抗意識，重視通過協商取得共識。
以上理念很難說是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統治層的異想天開、自作主張，這些理念確實深深植根於新加坡所處的亞洲社會的傳統，它們和新加坡多數國民的價值觀也是比較匹配的。
也要看到，李光耀和新加坡領導層並沒有把「亞洲價值觀」作為惟一的治國哲學，西方的法治精神、市場經濟理念、歐洲的社會主義理念在李光耀執政時代都有體現。
「亞洲價值觀」這套話語是在與西方的價值觀論戰過程中才放大到眾所周知，是在特定場合下的一套東西方對話用語，甚至也可以認為，對話的另一方——西方社會也參與了「亞洲價值觀」話語的建構，這套話語是它們在批判、懷疑某種非西方發展模式時所樹立的一個靶子。
與其說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是以「亞洲價值觀」來治國，不如說是以一套東西文明交融的、以實用主義為指導的雜交型理念來治國。
新加坡與西方關於價值觀和治國理念的辯論早在1970年代就已開始。當時新加坡遭到西方民權派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指責，他們認為新加坡領導人的經濟戰略是「親資本主義的和討好跨國公司的」，對工人的工資則實行嚴厲的控制，並且認為新加坡的精英統治違背了民主社會主義理想（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是社會黨國際的成員）；而更不能為批評者所接受的是在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令》下，當局不經法院審判就可以對公民實行長期關押。
1976年，在英國工黨和荷蘭工黨的鼓動下，社會黨國際革除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成員資格。人民行動黨的反應也很強硬，為了解釋其意識形態立場，人民行動黨出版了《管用的社會主義：新加坡道路》一書，重申了它獨立的、實用主義的治國理念。
當時李光耀、人民行動黨與西方辯論的焦點是「何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歐洲人的發明，但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雖然也自稱信奉社會主義，但頗有自己的主見。1977年李光耀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說他贊成那些老式社會主義者，他們是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嚴格分開的，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是人人機會平等而無論其出身如何，這就是老式的社會主義；而現代歐洲的社會主義的主調卻是多黨制、高福利、人權至上。
在冷戰結束後的上世紀90年代，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與西方社會就「亞洲價值觀」展開交鋒的最激烈的年代，「亞洲價值觀」成為國際熱詞。這種情況到了馬來西亞1998年發生反體制的「烈火莫熄」運動和印尼發生蘇哈托下台事件之後才有所降溫。
「亞洲價值觀」指導下的高壓嚴苛治國模式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隨著東亞社會的轉型它受到許多質疑和挑戰。
在上世紀90年代，有論者感嘆威權體制下新加坡人的生活樂趣似乎也只剩下了購物，遇上高興的事用購物來慶祝，遇上鬱悶的事用購物來排譴。當時我說「說不定哪天我們也這樣」。
旅居新加坡的西方人士對新加坡懷有這樣的矛盾心理：「讓孩子在這裡成長，我會感到放心，但作為成年人要長年生活在這裡，我承認有點猶豫。」
李光耀按他心目中的「完美社會」藍圖來打造新加坡並希望新加坡人接受和感恩，但新加坡近三十年來的國會選舉中，反對黨都能獲得約1/3或1/4的選票，說明有相當一部分新加坡人對此並不接受和感恩。
當然筆者從新加坡人那裡也聽到了一種解釋，那就是新加坡人投票給反對黨是為了警告執政黨不要太驕傲從而怠慢了對人民的服務，新加坡人並不希望換反對黨來執政，因為前景可能更加不好。那麼難道新加坡人連試一試的想法都沒有嗎？新加坡人笑答不可能有，因為新加坡人有「怕輸」的文化。這也許不一定是真實的答案，新加坡人也許不是害怕反對黨上台國家會輸，而是真的從未設想過反對黨有可能上台執政，那麼輸不輸都是額外的問題了。
李光耀似乎布置下了一個人民行動黨的鐵桶江山。但外界仍然會問：新加坡今後仍將長期是人民行動黨執政、將長期奉行李光耀的政治理念嗎？
李光耀之後的新加坡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在為威權體制辯護時還談到一個理由，就是新加坡在自治、建國之初曾經經歷了動盪的內部和周邊環境，新加坡隨時可能發生內亂、被吞併，存在重大的國家生存危機和安全隱患，這種風險在新加坡經濟騰飛之後依然存在，新加坡「不是建在石塊上的堅實堡壘，而是美麗但脆弱的玻璃屋」，因此要「小心照顧它」，不能爭吵不休導致「家無寧日」，這種爭執將摧毀「我們美麗但脆弱的家園」。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還備有一套論辯邏輯，那就是文化決定論。1994年李光耀與《外交事務》主編對話時提出「文化就是命運」的觀點，換言之，就是文化是存在本質差異的，不同的文化之下政治體制也可以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李光耀的治國理念（或「亞洲價值觀」）是「亞細亞社會」形態下的產物，不過這個判斷是面向過去而言的，但面向未來時也許並不一定如此。
同樣是東亞有代表性的政治家，韓國的金大中對李光耀的「文化決定論」進行了質疑。金大中在《文化是命運嗎？》一文中批評以李光耀。金大中說：「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夠決定一個社會的命運，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變的。」
長期觀察、研究非西方國家政治的美國學者亨廷頓曾說過，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是「在沙灘上作畫」，將會「人亡政息」。而美國《新聞周刊》1996年的一篇文章發問說：李光耀這位「亞洲價值觀」的年邁戰士如果離世，他的繼承人能否照舊行事？
2015年3月，李光耀這位現代亞洲的傳奇人物真的走了，《新聞周刊》的這個問題成了許多媒體紛紛提出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在李光耀生前，在吳作棟和李顯龍時代，新加坡已經在緩慢改變；但是在李光耀身後，新加坡的改變仍然將是緩慢的。固然是李光耀選擇了威權體製作為他的治國綱領，但新加坡人不是也選擇了李光耀嗎？
說李光耀是在「沙灘上作畫」的亨廷頓已在2008年去世，無法活得更長一點來見證他關於李光耀「人亡政息」的預言。假設亨廷頓足夠長壽，關於新加坡他將會看到什麼？無疑，新加坡政治不會因為李光耀的去世或李顯龍的退休而突然有什麼改變，但新加坡無疑也一直在改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