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國成立 圖為1972年9月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唐人街向大選的支持者致意 李光耀先生在生前大概也能想到，他去世後會有輿論浪潮大舉撲來，但無非就是褒揚、惡評、持中之論、就事論事之論這幾類。
晚年，李光耀已從兒孫輩那裡了解到社交媒體的威力，以至於感嘆儒家價值觀過時了。在信息時代，父親、爺爺必須向兒孫輩學習，聽取他們對新事物的看法。他也知道，對社交媒體的控制，遠不如他執政時對新加坡報章的控制那麼方便，因此在社交媒體中大家談論起他時，想必會更加直訴胸臆。
但他已不必在乎這些，因為從從政之初起，他的所做所言就充滿爭議。不過就以下事實而言，應該爭議不多：
首先，他是最晚辭世的二戰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是亞洲現代史中的傳奇人物之一。在他和他的同事的領導下，新加坡從英國的殖民地成為了自治邦，在加入馬來西亞又被逐出之後，新加坡共和國於1965年正式成立。李光耀被普遍認為是新加坡的國父，儘管與他交惡的一批早年激進派戰友並不這麼看。
他是新加坡經濟奇蹟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也是新加坡政治模式的主要創立者和主要詮釋者。
無論從東方風範還是西方風範來看，他都是一位好丈夫。他和妻子、劍橋才女柯玉芝之間的伉儷情深已成佳話。在自己的家庭內，他也是一位嚴厲的父親。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在某種程度上是李光耀的一件重要「作品」，本來在劍橋大學攻讀數學專業的李顯龍是奔著當世界一流數學家去的，但在李光耀的教誨和引導下，李顯龍決定放棄數學從政。
意志堅定也好，冥頑不靈也好，總之李光耀是根據自己的人生信條強硬地度過了他的政治人生。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相信馬基雅維利主義，他相信只有「管用」的東西才是好東西。
「新加坡模式」中的李光耀印記
把一個國家打造成為一個具有強烈的個人印記的國家，把民眾的生活細節都用一些「完美尺度」規範起來，能做到這種程度的國家領導人歷史和現實中還是有一些的，但其中多半是被一邊倒的惡評和嘲諷所包圍的負面案例。
李光耀的個案有所不同，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強烈個人印記與好大喜功無關、與腦殘治國無關，他有縝密的理性計算，有科學主義加傳統倫理作為合法性依據，有他對新加坡這個國家的忠誠和責任感。
李光耀的政治信念，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為一個安全、團結、富裕、有序的社會，這大概就是他希望新加坡人擁有的核心價值觀。他的繼任者吳作棟提出還要把新加坡打造成為一個優雅社會，這個提法李光耀也是支持的，因為他本人被英國人視為紳士。不過他喜歡的還是那種一絲不苟、一絲不亂的優雅。
他領導下的新加坡無疑有很多成功之處。新加坡在1970年代末成為亞洲「四小龍」，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經濟活力的國家之一，國際評估機構也屢屢把新加坡評為「最佳商業城市」，對新加坡的經濟自由度給予肯定。
新加坡的經濟成功自然引起了對其成功因素的探究，新加坡貿工部就曾經總結出一整套新加坡過去「成功、恰當的」戰略，包括：一、好政府；二、大舉投資於基礎設施；三、大力發展教育與職業培訓；四、把自由市場機制和私營企業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五、靈活可變的具體政策；六、強迫儲蓄帶來的高儲蓄率；七、歡迎跨國公司。
在上述「成功戰略」中，明顯具有東方特色或「亞洲價值觀」特色的只有第一條中的「好政府」（強大、威嚴但廉潔的政府），其他大多是從西方經濟學中搬來的。可以說新加坡的成功戰略就是威權政府加自由市場，是一種「共同體資本主義」，或者說是一種「非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東方式的資本主義」。
新加坡模式是以「效率」和「實用」來作為衡量標準的。新加坡並不排斥西方的市場、制度、語言、資金和技術，因為這些都是「有用」的。但有一條，只有「好政府」才能讓這些東西真正有用。李光耀曾明確提出：「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好政府」自然要由「好人」來領導。如果說「好政府」強調的是政府的優良素質，那麼「好人政府」則直接強調政府必須由既賢且能的「好人」來治理。在儒家文化話語系統中，它還可以叫作「君子政府」、「賢王政府」。這個「好人」統治者既是謙謙君子，又是鐵腕人物，是既「賢」且「王」，「內聖外王」。這便是「儒式政治」，它有兩大特點：一是「君子施仁政」；二是「什麼都要管」，管是因為關心你，怕你學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管出來的好秩序。
當然，新加坡的威權體制主要是通過領袖人物和統治集團成員的個人品格與能力來獲得權力的合法性，是以「威」立「權」，而不是以「權」立「威」。為了管好新加坡的官員，李光耀想盡辦法，包括嚴刑峻法、包括高薪養廉，但他並不認為自由言論、政黨競爭對培養出一個廉能政府、「君子政府」有太大的幫助，它們的消極作用大於它們的積極作用。
「君子」之上便是「賢王」，按儒家的說法，這位「賢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地位如同一位「賢王」，他威嚴、廉潔、勤奮、好學博識；為了和不同語文的群眾打交道，他刻苦學習馬來語、淡米爾語和多種華語方言；他是新加坡發展的設計師，亦試圖充當「新加坡人」的設計師，可以說事無巨細都要管。
李光耀認為他與新加坡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他不曾說過「我是新加坡人民的兒子」這樣的話（也許他更樂意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人的「嚴父」），但他曾經對新加坡選民說過，無論誰來統治新加坡，他要麼全力以赴，要麼乾脆放棄。他說：「新加坡是你們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生命所系，我用了畢生精力來建設它，只要我還執政，任何人休想破壞它。」
除了力圖建設「好人政府」，李光耀也非常關注新加坡公民的工作能力和價值觀念，因為新加坡唯一的資源優勢是人。李光耀一直鼓勵人民做「好公民」，即獻身國家，勤奮，苦幹，不要無事生非、空談政治和權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為兩種：「努力工作者」和「懶惰者」。
因此，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新加坡官方自認為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好政府」+「好公民」+「好政策（靈活的、「管用」的政策）」。
為了國家能夠生存下來並走向富裕，李光耀希望新加坡人民成為工作狂，他本人就是一個工作狂，沒有浪漫的愛好，只保留極少量理性的「對工作有益的」業餘愛好。李光耀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是走這種路線，他曾說自己的兩子一女（李顯龍、李顯揚、李瑋玲）的學業成績很相似：「科學和數學成績優異，華文中等，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的子女們繼承了父親的不苟言笑，也像父親一樣經歷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讀最好的中學，然後到西方學習除「畫畫、歌唱、音樂和手工」之外的經世致用學科。
李光耀把他的個人修養哲學與「育兒」思路也貫徹到他對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上和對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設」上。有中國領導曾說要學習新加坡的「社會秩序」，因為「他們管得嚴」。而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也主要就是體現在「管得嚴」，以至於社會環境整齊有序但單調沉悶，以至於西方人創造了一個新詞「Singaboring」，它由「新加坡（Singapore）」和「煩悶的、無聊的（boring）」組合而成。
新加坡還以嚴刑峻法規範國民的幾乎所有行為，從垃圾的置放，到泊車的位置，到商店招牌的掛法，到房屋每5年的粉刷，到水泥牆上的爬藤，一點一滴的生活細節都有規則，所有的植物和鳥類，都是按照政府的訓令栽種或棲居在規定地點的。新加坡公共場合的整齊有序主要靠一系列的罰款規定來維護，新加坡被外人稱為「A Fine Society」，它有兩重含義，即：是一個好（Fine）社會，也是一個充滿罰款（Fine）的社會。當然，能把受刑者屁股打得血肉模糊的鞭刑，也是一個從前現代穿越而來的威懾力量，讓所有酒後想在公共草坪上撒尿的人在拉開拉鏈時會突然不寒而慄。
這個社會是由李光耀一手打造的，並且有著鮮明的李光耀個人印記，因為李光耀真誠地、熱誠地希望新加坡公民的個性和觀念最好都能和他一樣。
「亞細亞形態」下李光耀的選擇
《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指出亞洲傳統社會具有以下共性：社會動員程度低，強調集體主義，血緣關係比政府更為重要，是一個「內向性」社會。馬克思在分析「亞細亞社會」時也談到它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個人對社會不是獨立的。
在這種「社會先於個人」或「個人對社會不是獨立的」的社會形態下，其政治特色是什麼？克拉克·內爾教授認為有以下幾方面：恩庇─侍從關係下的社群主義；人格主義，即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賢明正直；尊重權威；一黨獨大；國家相對於社會更為強勢。
在亞洲傳統的鄉村社會，權威實際上是建立在家庭、家族關係的基礎上的，鄉民最常見的權威，便是家長和族長（或酋長）。在東南亞的馬來鄉村，一個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個或多個血親集團主要靠互相通婚而形成，族群的最高權力由酋長掌握，但酋長本人也必須符合一些特定資格，除擁有能力外，他還必須道德高尚，對集體事務非常負責。顯然，整個族群、社會的命運都繫於統治者是否賢明，但在子民無權監督統治者的體制下能否有一個賢明的統治者，這就要靠神或「天道循環」來安排了。
儘管新加坡早已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並進而成為已開發國家，但其國民的傳統文化仍具有上述「亞細亞社會」特徵，這是李光耀提倡威權政府和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現實基礎。
這位「新加坡之父」論證說，傳統社會華人害怕捲入政治，習慣於生活在單一的權威之下，只求立業、齊家、安享天倫之樂而已。新加坡也有許多馬來裔國民，李光耀認為，「無論馬來人還是華人都沒有數人頭（即投票）的習慣，他們習慣於聽從長者的意見，……我認為這種現象要持續一段時間」。
李光耀還認為，一人一票制度在欠發達地區和欠教育地區有嚴重弊端。他說，在多數人是半文盲的地區，人們對胡蘿蔔的反應比對大棒的反應更為強烈，因此政治家在選舉期間自然不會用大棒來贏取選票，這就導致誰出價高誰就當選；當一個清醒的政治家要求以較低報酬努力工作時，一人一票制度便要出來反對，而少工作卻得高報酬帶來的必然是破產。李光耀政府反對濫發福利，甚至認為福利過濫是英國經濟衰退的原因之一；雖然新加坡人的福利已具有一定水準，但許多項福利都是從個人的國家強迫儲蓄──公積金中定時取出的，等於沒有完全免費，每個人還得努力工作才能享受得起這份福利。
李光耀關於一人一票水土不服的觀點是針對一個「半文盲社會」說的，但新加坡自建國起教育就已逐漸普及，現在也不是「欠發達」地區，那麼他的觀點是不是要修改？當然我們也看到即便是像法國、希臘、義大利這樣的教育已開發國家，選民們還是更喜歡承諾高福利的候選人。那麼這究竟是教育程度問題還是基本人性問題？
與同樣採取威權體制的蘇哈托統治下的印尼相比，新加坡的經驗顯示了它的價值。在蘇哈托時期，印尼權錢交易嚴重、朋黨橫行、收入嚴重不均，新加坡通過威權政府鼓勵私人資本，印尼則通過威權政府庇護官僚資本和總統子女把持的壟斷企業。現已停刊的《遠東經濟評論》曾評論說：印尼的排華騷亂含有「階級衝突」的意味，印尼學者也承認，暴亂指向華人，是因為在華人身上看到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以及印尼的政治體制問題，這表明「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脫節了」。
威權統治在新加坡和印尼有著不同的表現和成效，新加坡的成功之處可能正是在於「政府與社會的緊密結合」（儘管是一種父子型的結合），政府的普遍惠民政策使得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比較融洽，公眾因此也就大致默認了政府的威權統治。李光耀否認新加坡政府實行的是極權統治，他認為在華人的傳統中，統治者必須賢明，但他們是世襲的，而「每5年我都必須面對一次選民」。
李光耀的政治─社會理念被新加坡官媒和西方媒體表述為是一種「亞洲價值觀」，但他本人極少使用這一概念。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是一套具有「亞細亞社會」底蘊的官方政治─社會理念，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國家與社會先於個人，強調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堅持集體主義的人際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