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逾半本地員工會辭去無法讓他們享受人生的工作。（聯合早報檔案照）
作者 李國豪
多少人寧可失業，也不願在工作中受委屈？
多少人會因工作導致無法享受人生，敢敢炒老闆魷魚？ 又有多少人真的願意少拿一些薪水，只要工作對社會有貢獻即可？
這些職場的老生常談，或許可以從跨國人力資源機構任仕達（Randstad）今年2月至3月對1000名本地雇員展開的「工作觀察調查」中一窺究竟。
逾半受訪者：若工作讓人無法享受生活，寧可辭職 調查發現，有41%的本地雇員寧可失業，也不願在工作中感到不愉快。
相比全球平均的33%，本地雇員中「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比例明顯更高。
除此之外，52%的受訪者表示，若工作使他們無法享受人生，那他們將會辭職。
經歷了兩年多的冠病疫情，不少本地雇員顯然重新審視了人生與工作。
報告指出，在職業生涯中找尋快樂和意義並非新概念，但隨著冠病疫情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越來越多新加坡人已開始注意到這個議題。
有過半受訪本地員工表示，如果工作讓人無法享受人生，他們將會辭職。（網際網路示意圖）
年輕雇員和年長雇員誰更敢「說走就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兩道問題中，基本上都呈現越年輕越可能因為工作不愉快或無法享受人生而辭職的趨勢。
調查顯示，18歲至24歲的年輕雇員有接近一半（48%）抱持寧可失業，也不要在工作中感到不愉快的想法，比例較其他年齡層來得更高。
同樣的，會因無法享受生活而辭職的年輕雇員也比年長雇員更多。
18歲至24歲受訪者中有56%說，若工作使他們無法享受人生，那他們將會辭職。
25歲至34歲受訪者中則有57%表示他們會這麼做。
然而，只有46%的45歲至54歲的受訪者回應稱他們會這麼做。
調查報告指出，這或許是因為較年長的員工背負著更重的財務責任、事業也相對上軌道，因此較不可能冒險更換僱主。
相反的，較年輕的雇員對成功的定義則已有所改變，他們更願意在不停更換工作的過程中，探索最符合他們期盼和生活方式的組織結構及文化。
相較其他年齡層，45歲至54歲的本地員工較年長的員工因背負更沉重的財務責任等因素而較不願意轉換崗位。（海峽時報檔案照）
大家都想靈活工作但老闆未必點頭
冠病疫情後，工作與生活平衡引起了非常多討論，靈活辦公模式和靈活工作時間的概念也逐漸興起，許多本地雇員將之視為重要的工作條件。
調查就顯示，94%的受訪者認定工作與生活平衡是重要的。
然而，調查結果也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儘管有77%的受訪本地雇員認為工作地點的靈活安排是重要的，但只有5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僱主有提供遠程辦公的選項。
與此同時，80%受訪者認為擁有靈活的工作時間是重要的，但只有60%的受訪者的僱主提供這個選項。
這顯示雇員的期盼，和僱主提供的實際待遇，仍有段差距。
任仕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董事經理佳雅·戴絲（Jaya Dass）指出，本地企業應重新審視辦公室的用途，將其視為員工交流互動的場所，而不是單純把辦公室作為封閉的工作場所。
不少本地員工希望能在靈活工作地點及靈活工作時間的模式下工作。（海峽時報）
44%受訪者：對社會有貢獻少拿薪水也沒關係 調查顯示，有44%的受訪者認為，如果工作對社會有貢獻，他們不介意薪水較低，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一成。
其中，有43%的受訪者說，若工作性質與他們在社會及環境議題上的價值觀相悖，那他們將不會接受該份工作。
相同比率的受訪者也表示，如果公司不積極努力提升公司的多元性及公平性，那他們也不會接受相關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年齡層的差異亦在此部分浮現。
調查顯示，45歲至54歲的受訪者中，有多達47%贊成，如果工作對社會有貢獻，他們不介意薪水較低， 相對之下，18歲至24歲受訪者中只有38%這麼認為，25歲至34歲有46%抱持這類想法，35歲至44歲則有39%同意只要工作對社會有貢獻，他們不介意薪水較低。
（資料來源：任仕達，李國豪製圖）
無論如何，必須強調的是，進行上述問卷調查的任仕達（Randstad）是以經理級與科技業人才等專業人士為服務對象的人力機構，因此未必代表所有新加坡雇員的全貌。
不知看到這裡的蟻粉對上述議題，又有何想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