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會在農曆新年前再次就儲備金議題展開辯論，但朝野雙方的立場似乎並未因為辯論而改變。
人民行動黨堅持現有的機制是負責任的，而反對黨則認為政府應披露儲備金的總額，也提出應該增加使用國家儲備凈投資回報貢獻（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簡稱NIRC）的部分。
李顯龍總理當時參與討論時透露，新加坡儲備金長期投資回報率約為4%，每年取一半的收益（即2%）作為財政預算的一部分。
在如何善用儲備金的議題上，新加坡過去30年的做法並非一成不變。已故前總統王鼎昌曾向政府提出優化動用儲備金的機制。
2001年，政府修改憲法推出了50:50使用框架，限制政府只能動用50%的利息與股息收入，剩餘50%必須存入儲備金。
2008年，政府擴大了國家儲備金凈投資收益定義，把資本收益也含在內，並採用預估長期回報率的新計算法，不再受限於只能花實際投資收益如利息和股息。
這一調整後，儲備金的凈投資回報貢獻就從2008財政年的37億新元，提升至2009年的77億新元。
2016年，政府又擴大了可動用的「資金池子」，將淡馬錫控股的預期回報也納入NIRC的框架。這讓2016年財政年的NIRC從前一年的80億新元提升到140億新元。
到了2023財政年，NIRC一度下滑至229億2000萬新元。但在2024財政年，卻預估將增加2.6%至235億新元。
新加坡並非世界上唯一擁有儲備金的國家，那其他國家和地區又如何管理各自的儲備金呢？
挪威
（Fred Edvard Johannes Øie 臉書）
根據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網站（Global SWF）的排名，挪威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主權基金，管理資產達1萬5480億美元（約2萬0794億新元 ）。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則在全球排名第五，管理資產規模達7690億美元（約1萬3298億新元）。
在2000年左右，挪威政府也曾面臨「儲蓄還是支出」（savings versus spending）的問題。
與目前常見的討論類似，挪威財政部擔心未設置適當機制會導致儲備金的無序支出，進而使政府和社會過度依賴石油收入，對挪威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2001年，挪威政府推出了4%規則，規定每年從整體儲備金中可用於支持政府預算的金額不得超過儲備金的4%。
2017年，挪威政府將這一規則下調至3%。這一規則旨在確保提取的儲備金不會超出挪威長期經濟增長率。
管理挪威儲備金的國家主權基金的凈回報率也與3%規則相符。
官方披露，該基金在1998年至2023年上半年期間的年回報率為5.99%，凈實際年回報率為3.72%。
挪威政府通過嚴格執行該規則和透明披露儲備金情況，為應對疫情、地緣政治風險和通貨膨脹等挑戰提供了穩定的財政支持。
香港
鳥瞰香港維多利亞港以及中環金融商業區。（路透社）
香港是另一個擁有龐大儲備金（外匯基金）的經濟體。
根據2023 - 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香港政府2023年總收入為6424億港元，其中投資收入為664億港元（約500億港元來自各基金轉撥款項）。
香港政府高度關注儲備金的足夠性。
根據研究報告，自2018年以來，香港儲備金連續多年呈現遞減趨勢，從2018年的1萬1709億港元減至2022年的8173億港元。
研究報告還指出，香港儲備金足以支付政府12個月的開支，是27年來的最低水平，低於2018年的26個月。
與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的預算案將地價收入納入每年的預算預測中。
2023年預算案中，香港政府預測能從土地出售收取850億港元。然而，根據2023年土地招標的實際情況，分析師預計，香港政府的地價收入僅能達到目標的14.2%，進一步加劇了香港政府的財政壓力。
應鼓勵討論但請別炒作
新加坡總統尚達曼（左二）1月8日連同總統顧問理事會成員，一起聽取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右二）與財政部官員，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淡馬錫這三個國家投資機構的完整彙報，了解他們對政府投資長期實際回報的預測。（通訊及新聞部提供）
國家儲備金的管理不僅是財政問題，也涉及政府的責任與公眾的期望。
當經濟繁榮時，公眾對政府的要求相對較少，財政負擔也相對較輕。在全球經濟持續不穩定的大背景下，人們對政府的財政管理提出了更多關切。嚴峻的經濟環境更加考驗著政府和社會的自律性，以及它們是否能夠堅持貫徹最初的原則。
在下屆大選來臨之前，「儲蓄還是支出」的議題肯定將再次受到關注。李顯龍總理在2月初的國會辯論中挑戰反對黨提出具體方案，不要一直要求人民行動黨改變規則，從儲備金中提取更多。
在這個議題上，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態度和想法。
我希望政黨、媒體和學界能夠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和討論，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來提升新加坡人對儲備金管理的討論水平，別讓它淪為一個為了左右選票，而用來加熱炒作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