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個民主制政體，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有社會自由）；有嚴格的法治，但並不充分保障現代人權；有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政府控制無所不在。
中國向新加坡學什麼？是只學上述的後者，不學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礎上，通過政權途徑打造民心基礎，那就是對新加坡經驗的極大誤讀，會把人引向歧途。要知道是人民行動黨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礎上的執政，才使它有權威的統治和立於不敗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選是一把懸在人民行動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失去政權的危險，使它一直充滿著危機感，督促它時刻不忘記人民。這才是它認真為民服務的內在的、永久動力。
「廉政」並非高薪養
根據透明國際全球腐敗指數顯示，2005年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亞洲最清廉的國家。新加坡的政府廉潔為世界所公認。新加坡所處的周圍國家和地區腐敗叢生，為什麼新加坡一枝獨秀保持清廉？
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來的人們告訴我們，新加坡的經驗是「高薪養廉」。很多學者和官員對新加坡的「高薪養廉」讚賞不已，躍躍欲試。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官員太多和經濟能力不及，恐怕高薪養廉早已實施。
新加坡是怎麼保持政府的廉潔，是高薪養起來的嗎？這是我到新加坡後特別想搞清楚的問題。
為弄清這個問題，我先後走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人民行動黨總部、國會議員和有關政府官員。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一個重要的、顛覆我們觀念的理論是，新加坡政府實行官員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養廉的，而是為了吸引人才。國大政治學系反腐研究專家JonS．T．Quah教授告訴我，新加坡政府官員高薪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真正開始實行的。在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決了廉政問題。
在殖民地政府時代，新加坡也是很腐敗的，當時公務員工資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來獨立建國時，給這個沒有任何資源的新生小國留下的是大量的財政赤字。人民行動黨當時就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但為了減少開支，不得不大量削減公務員的工資。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是很低的，1973年開始給公務員每年多發一個月的薪水，但水平還是很低的。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減少政治領導人和高級公務員與私營企業界高級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敗的刺激。1989年較大幅度提高工資。1994年實行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年薪與6個私營企業界前4名高級人員的平均工資掛鉤的政策，部長和高級官員拿他們三分之二的薪水，並根據經濟狀況上下浮動。以2000年為例，總理年薪為194萬新元，部長為142萬新元，政務部長或其他頂級公務員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70萬新元，中級官員約10多萬新元。
李光耀，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
從上述情況看，新加坡高級領導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這些拿100萬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門估計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這個薪金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包括總理都沒有專職司機和汽車，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才會政府派車。他們沒有政府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都要自己上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不能當部長，那他什麼也沒有了，政府與他就沒有關係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時，單位組織去越南旅遊（費用自己掏，單位補助一點），可帶家屬，費用自理。所長家屬與我們一起旅遊。同事告訴我所長夫人是政府的一位副部長。根據我們的經驗，部長應該是帶著她的家屬「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會與我們跟團隊旅遊。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公務，有點業餘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點的地方，我介紹了一個地方。部長一行四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與部長開玩笑說，我能給部長開車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根據我們了解，我國部長出國，肯定有使館的全程安排和陪同。
由此看來，與其他國家比，新加坡官員是不是「高薪」制還不敢肯定，需要對隱性收入作複雜的計算。即使是高薪制，這種高薪也充滿著責任和風險，離任職務後政府沒有給他任何的保障。
當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領導人薪金的出發點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也防止人才流失。雖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
我們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他納賢的對象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並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傑出人物。如果發現合適的人選，行動黨會勸他們棄職從政。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的年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來當一個部長少於100萬也是不太容易勸人家來從政的。可見，新加坡的政治生態與中國完全不同，新加坡人不太願意從政，要從社會招攬人才。中國社會是官本位，直到今天很多大學生仍以考公務員為第一志願。一個公務員職位招考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報名。如果實行公務員高薪，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更會偏斜，更像中國古代那樣「唯有讀書高」了。為了當官而爭鬥，官場腐敗會更加嚴重。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員的高薪，以為是高薪養廉，是很片面的。這些傑出人士來從政，不是錢所吸引的，而是要他們經濟上作出犧牲。如果是為了錢，他們用不著來當官，他們的收入本來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腐敗的誘惑，會起到防腐的客觀效果。
那麼，人們會問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據我的了解，它絕不是人們普遍流行認為的「高薪養廉」，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以廉政作為人民行動黨的強烈的執政理念。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為如此重要的執政理念。所以，人民行動黨的黨徽中間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潔與正直」。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第一屆大選組織政府時，內閣成員就一律穿統一白色裝宣誓就職。這套白裝成了人民行動黨的黨服，在重大集會和節日，行動黨都穿它。表明這個黨以廉政為最重要的價值。為什麼？
我們知道，新加坡剛獨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時候，它周圍的亞洲國家領袖都是貪得無厭，官員腐敗、墮落、貪污、賄賂、敲詐無所不在。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國民黨政府、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包括新加坡，政府一個比一個腐敗。這些原為受壓迫的同胞爭取自由的鬥士，都墮落成為人民財產的掠奪者。人民行動黨也是在亞洲革命浪潮衝擊下，為擺脫殖民統治為同胞爭取自由建立的，但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出身有產階級，並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他們對這些腐敗深惡痛絕，他們讚賞當時中國共產黨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他們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李光耀說，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我們將不能生存。
有人說，廉政光靠決心和信念是不行的。我認為，如果創業的第一代領導人有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堅定的信念，即使沒有制度保障，而靠領導人以身作則，也有可能在他有影響的時候保持政府廉潔。
李光耀不但有這種決心，而且長期以來確實以身作則，從當總理開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紀70年代初，他把部長的月薪從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時候，他還是拿3500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現在，新加坡領導人一律都沒有政府僱傭的園丁、廚師和傭人為其服務。更何況，人民行動黨不僅有理想、信念和決心，還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來保障廉政。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減少腐敗機會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這個法律的宗旨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減少腐敗的機會，並使得腐敗發現起來更容易，然後用嚴厲、及時的懲罰來阻嚇犯罪。這個法律對貪污、賄賂行為作了廣泛的規定；對各種腐敗的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在證據上，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如果一個官員被發現生活闊氣，消費明顯超過收入，或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法院就可以此作為受賄的證據；法律還給予反貪人員很大的調查取證權，規定被控方家屬和證人有提供實情的義務，否則將受到嚴重處罰。
其次，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減少腐敗的機會，是新加坡反腐敗最重要、最有效的經驗。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國家和社會資源，並大量進行政府投資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設項目都由政府投資，有80％的居民住的組屋是由政府蓋的。錢權交換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由於各種制度健全，堵塞了腐敗的渠道，使得官員沒有機會腐敗。這種制度就是權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決定都防止任何一個官員可以個人作主，而是幾名官員共同參與決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級別審查決定，各種責任非常明確。
第三，強有力和有效的反貪調查局CPIB。現有77人的反貪調查局直接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是防止和打擊貪污賄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於：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賦予很有效的權力和手段，如任何證人一旦受貪污調查局傳喚，都必須前往據實報告，如果發現提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將面臨罰款和監禁處罰。新加坡畢竟很小，反貪機構能有效地監控官員，有腐敗行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註：CPIB同樣受制約，其任免、考核、調查授權、案件判決分屬不同機構。比如CPIB行使特別調查權必須經檢察官授權。
一國的反貪是否成功、有效，有兩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於它的法律是否嚴厲，而在於犯罪者受處罰的機率。如果違法者受處罰的機率很小，即使再嚴厲的處罰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發現的機率很高，它的震懾作用是巨大的。一位專家告訴我，新加坡貪污犯被抓的機率高出菲律賓40倍。在貪污犯被抓機率低的情況下，被抓的貪官往往還很不服氣，會說：為什麼抓我不抓他？認為被抓只是運氣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僥倖。
另一重要因素是對犯罪的規定必須明確。一旦觸犯規定就必須給予處罰，不能再考量各種因素，如看官職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認為違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規定官員接受1000元即為受賄，不能因為人數太多就內部掌握接受1萬元才處理）等因素。這樣，就把制裁界線給模糊了，人們不知界線在哪裡，就會得寸進尺。新加坡這方面非常乾脆，只要發現觸線的人都會受到處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長反對購買波音飛機，但私下透過人向波音公司表示願意提供有償服務。被告發後，儘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斷地解除了他的職務。這位部長最後被人們唾棄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開透明。沒有公開透明就沒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敗之源。公開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務公開透明，所有的辦事程序都法制化、公開，如某工程招標，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們有懷疑，可以投訴。有關部門都應提供材料，並作出解釋。
官員的財產都是公開的，人們對官員的財產有疑問，可以投訴，有關部門應調查並向人們作出解釋，包括對李光耀本人的投訴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訴李光耀父子在購房中有不公正交易。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李光耀和李顯龍（當時副總理）兩處購房過程。調查表明，這兩處購房在預售中發展商給他們父子10％以內的折扣。成交後由於市場房價飛漲，於是有人就向有關部門投訴。李光耀要求將調查結果徹底公開，並把它提交國會討論。在辯論中，反對黨也認為這個折扣是市場的一般做法。由於不遮掩，完全公開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於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污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係。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新加坡的廉政來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會、文化氛圍、政府透明、法治和嚴厲查處機構等，高薪是其中一種因素，但決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在於做到了使公職人員「不能貪、不想貪、不敢貪」。把新加坡的廉政歸結「高薪養廉」是錯誤的理論。僅靠高薪是不可能養廉的，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貪婪是無止境的。否則，你不能解釋為什麼那麼多高官有很好的生活條件和待遇，還要貪幾百萬、幾千萬，這是為了生活嗎？前印尼總統蘇哈托家族貪污擁有420億元資產（大概可以占到印尼GDP的40％），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掠奪了國家大約50億到100億元財富，前秘魯總統藤森從國庫貪污了數百萬美元，前薩伊總統蒙博托搜颳了大約50億美元至80億美元（相當於薩伊每年接受國際援助資金的40％），這些作何解釋呢？惟一的解釋是人的貪婪是無止境的。
要防止腐敗，讓官員可以維持社會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們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就必然產生腐敗，像印尼和菲律賓政府給公務員的工資只夠他們三分之一的生活費，逼得官員只有敲詐，很多外國人在從進海關開始就會遇上敲詐。在讓官員保持中等生活水平的條件下，能不能防止腐敗就要靠制度和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