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學過程中（包括教《馬來亞史》《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華人社會》）經常面對學生提出的幾個問題：華人何時移居到南洋？何時開始「住番」於新加坡？華人「住番」的原因或目的是什麼？
要準確回答以上問題並不容易，因為沒有足夠的歷史記載或歷史文物可以佐證。學者們當然也沒有共識，而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多屬於個人的主觀臆斷。因此，我個人認為，誰的說法比較接近或符合史實，就取決於其所掌握的歷史資料與所採用的歷史方法論。
研究歷史尤其是懸而未決的歷史課題，我們往往需要同時使用望遠鏡與放大鏡，即同時採用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缺一不可。正如中國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所說的:「分析不怕細緻、深刻，否則不能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綜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則不能顯示歷史的全貌、線索。因此，在分析的時候要鑽進個別歷史事件里去，用顯微鏡去發現問題；在綜合時，又要站在個別歷史事件之外，高瞻遠矚，用望遠鏡去觀察歷史形勢。」
基於以上歷史方法論，我們應該可以從以下幾個領域，進行宏觀與微觀的探索。首先，我們得了解中國古籍中的南海（南洋）與新加坡。根據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二千多年的西漢武帝年間，中國與南海（南洋）便建構了海上絲路。中國正史中的帝紀、列傳或地理志、食貨志，不時提及或講述南海某些邦國。例如：定都於巨港的三佛齊是南洋最重要國家之一，《舊唐書·帝紀》就提及三佛齊曾七次遣使進貢，最早一次是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最晚一次在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又如（梁）沈約《宋書·蠻夷傳》中簡介了南洋七國，即林邑國、扶南國、訶羅陀國、呵羅單國、媻皇國、媻達國、闍婆婆達國；（唐）房玄齡主編《晉書·南蠻傳》再講述了中南半島的林邑國與扶南國。又如（唐）姚思廉《梁書·海南諸國傳》對南洋似乎更重視，除了講述林邑、扶南，還增添了盤盤、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等五國；（唐）魏徵主編《隋書·南蠻列傳》介紹了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的林邑、真臘、赤土三邦國。再如《新唐書·地理志》關於海上絲路的敘述最為詳盡，它提及馬來半島的赤土國與丹丹國。至於《宋史》《元史》《明史》記載南洋邦國的數量更多，多達二十幾國，包括原來的真臘、三佛齊，還有占城、蒲甘、闍婆、勃泥、暹羅、爪哇、安南、滿剌加、蘇門答臘、滿者伯夷、彭亨、柔佛、急蘭丹，等等。
南洋古國在中國正史文獻不斷出現，意味著雙方關係密切，中國人對南洋很關注，也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所以住番者與日俱增。這對我們解答「新加坡何時有華人住番」這個問題，自然有所幫助。當然，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古籍何時開始提及新加坡？它出現的次數如何？就我所知，《漢書·地理志》所提到的皮宗島 (Pulau Pisang)，似乎就是新加坡島。之後出現在中國古籍的新加坡，為數還不少呢，只是名稱各異，主要的有羅越國 Laut（《新唐書》）、蒲羅中 Pulau Ujiong（宋代《太平御覽》）、龍牙門（宋代《諸番志》）、淡馬錫 Temasek（明代《鄭和航海圖》）等。
▲稱新加坡為「羅越國」的《新唐書》
其次，南海與新加坡的考古新發現，為我們提供了物證，證明唐宋以來南洋與中國的商業往來相當繁盛。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在南海或南洋海域包括暹羅灣、爪哇海等，總共發掘了百多艘載滿商品的沉船，除了中國船外，還有南洋船與波斯、阿拉伯商船。其中包括1987年發現（2007年開始發掘）的「宋代沉船南海一號」，出水文物多達18萬餘件，其中精美瓷器約16萬件（套），其它的是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等，還有1萬7,000多枚銅錢（以宋代銅錢為主）。1998年發掘於蘇門答臘南部海域的商船「黑石號」（屬於波斯或阿拉伯），出水文物同樣非常可觀，遺存的唐代陶瓷器、金銀器等多達6萬餘件，其中陶瓷器5萬餘件。以上兩艘沉船出水文物的特點是數量大、種類全、規格高、珍品多，由此可見海上絲路貿易之繁盛，遠遠超出文獻記載與我們的想像。（見《中國考古》2022年12月15日）。
▲黑石號復原樣貌
第三，南洋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也是很實在的、很具體的，其中包括南洋從中國輸入絲綢、陶瓷、茶葉、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等等。至於由南洋輸往中國的，除了土特產品、珍禽異獸，就是某些中國沒有的農作物（經濟作物）。有趣的是：凡帶著「胡」、「番」、「洋」的名稱，似乎都是引入栽種的農作物。根據多位當代中國學者考證，在漢代引入中國的有胡椒、茄子、大蔥等（從西域輸入），在魏晉南北朝引入的有扁豆、黃瓜、開心果、芝麻等，在隋唐引入的則有香菜（芫荽）、菠菜、萵苣、胡蘿蔔、丁香、豆蔻等。宋代以後傳入中國的農作物，種類更繁多，如番茄、番薯、番石榴、花生（海南話叫番豆）、辣椒（海南語叫番椒）、南瓜、絲瓜、洋蔥、小洋蔥、玉蜀黍、馬鈴薯等。以上這些農作物原產地除了南洋，有些是南美洲（如花生、辣椒、玉蜀黍），有些則是南亞或西亞（如大蔥、菠菜），但似乎都是由「住番」華人從南洋帶入中國的。眾所周知，唯有住番一個時期後，他們才知道以上農作物的經濟價值，以及如何利用其種子來栽培。除了某些香料，凡是蔬菜類由於保鮮與價值問題，似乎不可能成為貢品或主要商品，不言而喻。
▲唐代青花白瓷的極品
▲染上西亞風格的彩瓷
▲帶著西亞風格的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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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同民族語言的相互滲透是個緩慢而長久的歷史過程。從雙方語言的互相影響中，也可知道華人住番的歷史，非常悠久，起碼千年以上。就新馬閩南語來說，常用的馬來語藉詞至少有百多個，以下就是例子：菜市場叫 pasar，肥皂叫 sabun，結婚叫 kahwin，空虛叫 kosong，玉蜀黍叫 jagung，馬鈴薯叫 kendang，寄宿叫 tumpang，打擾叫 kacau，錯誤叫 salah，應該叫 patut。就馬來語（印尼語）來說，使用的閩南語藉詞則在千個左右，例如：茶壺是 teko，豆腐是 tauhu，韭菜是 kucai，公司是 kongsi，樓上是 loteng，房間是 pangking，勞工是 kuli，巴結是 pakat，舢舨是 sampan，膏藥是 koyok，壟溝（水溝）是 longkang。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無論是馬來語還是閩南語，雙方的藉詞都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也就是與華人住番密切相關！
看來最晚在唐代，華人已經開始「住番」（短暫定居）於南洋沿岸地區，除了最靠近中國大陸的中南半島，還有馬來半島、爪哇、蘇門答臘等地。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憑著其區位優勢，在海上絲路中扮演過重要角色，顯然也是早期主要「住番」地之一。關於這點，或許可以從幾個不同角度來做微觀考察。首先，以物物交換為主體的海上絲路貿易中，必須要有個貨物集散中心；而集散中心的海路交通，必須四通八達，方便商船進出港口。自古以來，新加坡就具備這一客觀條件。新加坡港口是個天然良港，開闊水深，風平浪靜，商船容易停泊，所以自然而然成為各地商人青睞的首選。其次，自古以來，馬六甲海峽就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重要航道，而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扼著海峽的咽喉，是來往兩洋的商船必經之地。古代如此，現代依然如此。其三，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與馬來群島之間，屬於溫和的海洋性氣候，從來沒有地震、海嘯、颱風的肆虐，顯然是最佳的「宜居之地」，即最適合人們定居與經商的好地方。其四，自然地理告訴我們，新加坡位於季候風帶上，在帆船時代處於最優越位置。每年從12月到次年3月東北季候風吹起，中國商人可以乘風南來；從6月到9月西南季候風吹起，中國商人可以順風北歸，或者前往印度、波斯、阿拉伯。但由於經商上的需要，或為了等待季候風的轉向，他們往往必須在新加坡等地住番一年以上。
▲異域風情的高腳瓷瓶
▲精美無比的唐代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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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宏觀與微觀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早在宋代之前的唐代，華族商人便開始在南洋住番了，主要地點包括中南半島的林邑、扶南，馬來半島的丹丹、羅越（新加坡），蘇門答臘南部的三佛齊（室利佛逝），以及爪哇島中部的訶陵（闍婆）等地。他們自稱為「唐人」，而當地土著也稱他們為唐人，正如《眀史·外國列傳》所說，「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
（作者為復旦大學博士、資深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