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光耀還在，新加坡對「福島核廢水排放」會怎麼應對？

2023年08月29日 • 7866次閱讀

1973年，是李光耀主政新加坡的第14個年頭。當時的世界，儘管冷戰熱戰同行，中美蘇等大國之間的關係卻出現新趨勢——由於中蘇分裂，迎來了中美聯合對抗蘇聯集團。

另一方面，美國在越戰的深陷泥潭，導致引發國內分裂與全球反美聲浪高漲。而亞非拉美先後獲得獨立的國家，不論他們實行的是類似共產的經濟模式，還是採取西方民主市場經濟，大多數國家卻因政治腐敗，種族衝突和法治無為而面對困境。

然而，此時一個新時代正逐漸形成。上世紀六十年在美國矽谷出現的網絡革命，標誌日後工業革命的新階段，正好意味著，以創新為主導的美國，在困境中有了新希望。而中國歷經那場動亂的破壞之後，也在醞釀著尋找新方向。

當然，由於冷戰的消磨，加上計劃經濟和統治方式，蘇聯深陷火坑，難以自拔。克魯曉夫批判與全盤否定史達林，為蘇聯解體埋下了定時炸彈。

而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南韓、香港和台灣地區；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無不迎著時代大變局之際，儘管還是深受冷戰思維的影響，卻有意識地突破意識形態競爭的框框，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而踏上經濟發展的順風車。這才有了之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

時代大變局為李光耀和新加坡開啟了難得的的歷史大機遇。首先，中美合作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不僅迎來了中國的崛起，也改變了全球化的進程。這無疑給予了新加坡新的契合點。正是這一新變化，在經濟布局和運作層面上，新加坡有了無限的發展空間。其次，美歐已開發國家在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則讓新加坡走向全球化帶來了雙向發展的新機遇。

由於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及時地抓住了時代大變局帶來的難得機遇，才步上成功建國的康莊大道。新加坡從發展中國家晉身已開發國家，有效克服一次次的經濟危機，並成功地跨越了中產階級陷阱。在獨立之後，李光耀進行了多個方面的改革和創新。

經濟轉型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新加坡的工業與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差異性不大，相互競爭。後來，新加坡進行經濟重組，放棄加工價值低的工業，集中精力發展高科技活動，以便和東協（中國稱「東協」）夥伴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競爭。

李光耀更是根據擇優劣汰的達爾文主義法則，布局產業經濟發展，並堅定的認為新加坡「將永遠作為跨國企業的中間人」。

如果自滿，新加坡沒有前途

獨立後，李光耀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經過這些年的嚴格執行與規範，基本上已改變過往的陋習與無為。由此開啟的司法體制建設，則為接下來建構完整的法治社會提供了保障。

不過，在變革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爭議。主要涉及為何須設定與執行特定的法律，如鞭刑、死刑和對媒體的嚴格管控等。在政治領域也引發了用權不當的維權爭議。

1985年2月24日李光耀在丹戎巴葛新年團拜會的講話，進一步道出了新加坡司法體制改革的功效：「要維持一個高水平和不斷向善法治的社會，也需要一定的紀律、社會規範和秩序。這是比要把一個古老貧窮、動盪不安的舊社會，改變為今天的新加坡更困難……如果人們自滿於目前之所有，新加坡便沒有前途。如果人民相信他們有潛能可取得更大成就，那麼，新加坡便充滿生機和希望。」

由此可見，李光耀之所以能夠把新加坡打造成為一個以法治國、司法公正、嚴格透明執法的國家，是因為他善於把對司法體制建設的獨特見解，靈活的與變動中的社會實踐相結合。就像對反貪法令、刑事法典等的不斷修訂，從而提供及時的依法應對舉措。既維續了社會秩序，也在過程中讓法律法規到位。

歐美標準並非放諸四海皆準

建國之後，李光耀進行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與創新，包括民選總制度、集選區制度、非選區議員制度、官委議員制度等，雖被詬病，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廣被認可。

不過，這期間來自外部，特別是美國的政、學界和媒體，對新加坡的政治體制發展予於嚴厲批評與詬病。為此，李光耀基於對特殊國情的理解，加上環顧後殖民地國家的失敗經驗，從而對西方倡導的普世價值，進行回擊與剖析。

他一再強調：「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和標準也各不相同。二十世紀末的歐美標準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李光耀認為，民主社會要成功，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選民，一個是政黨。

(此處刪去500字，你懂的。有興趣的讀者請閱讀原著）

新加坡眼評論

話說回來，最近日本福島的事鬧得沸沸揚揚，有讀者問，如果新加坡還是李光耀主政，該會如何應對？

歷史沒有「如果」。但是，如果非要推測「李光耀會怎麼應對」，大概還是過去幾年期間，新加坡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根本態度和方針——以科學循證和專家意見為基礎，以客觀數據為依據，認真觀察分析，理性地、嚴肅地與各方論證和溝通。

新加坡需要引進移民

1973年後的新加坡，李光耀在如何應對人口增長、構建強大的國家領導團隊所需的人才，與如何處理外來移民的課題。當時，新加坡雖然剛度過了經濟危機，但仍面對高達4%的出生率，以及大約4%的失業率。

李光耀對人口問題的處理，大致上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出生率不僅必須受到控制，而且還需要從優生學的視角給予應對，才是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二是小國寡民，精英人才稀缺，為此，就必須盡最大的可能把優秀的人才網羅到國家領導團隊；三是基於新加坡本是個移民社會，接納和吸收移民不僅是應該，也是必須的，特別是吸收與接納優質移民將有利於提升整體國民的素質。

因此，李光耀極力主張優生學政策，如高智商生育的子女更優秀，而提出大學生可多生育，而受教育少者則只能最多兩個。毋庸諱言，這一政策遭到了極大的非議。

李光耀的人才理念，即精英政策，可以說是構成他治國理念的核心思想之一。因為在李光耀看來，治理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必須具備特定的才能與素養。在當時的新加坡是非常稀缺的。第一代的國家領導只有李光耀是土生新加坡人，其他的吳慶瑞、拉惹勒南等皆為外地出生。而第一代的法官，只有蔡福海和辛納杜萊是本地出生，其他的黃宗仁、楊邦孝等皆為外地出生。

另一方面，為了構建一個強大的領導團隊，人民行動黨政府還必須與企業爭奪人才。李光耀指出，「如果以為選舉出任何人來出任公職，新加坡還能照樣運作，那是愚不可及的。」

他曾經形容當時能擔當國家重任的人才大約只有300個。因此，為了貫徹精英政策，從1971年開始就設立了武裝部隊獎學金制度以培養人才。而後也有了總統獎學金、公務員獎學金等的出台，塑造出系統性的培養精英體制。

誰都知道，新加坡吸收和接納新移民是必要的。可是，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特別是外來人才的增加，質疑與爭議的聲音隨即而起。擺在新加坡人口問題上的難題是，進入八十年代後，出生率快速下降，女大學生傾向遲婚單身；各種族的出生率日益拉大，預示著原有的種族比例勢將改變；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移居外國的本地人才也出現增加的趨勢。

如此情狀下，李光耀認為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吸收新移民，從而彌補本土出生率出現負數的不足，與此同時，也須不斷吸納外來的優秀人才，以加強經濟競爭力和人才庫，並可抵消本土人才外流的缺失。

李光耀在與一位來自中國的看護交談之後，悟出兩個道理。一是，新加坡勞工短缺已是全然不容爭辯的事實，因此需要對客工及新移民開放門戶，在人口急速老化的壓力下更需如此。二是，問題已經不在於該不該引進外國人，而是讓外國人進來之後該怎樣調控，才能緩和社會的緊張關係、幫助他們更迅速地融入新加坡。

李光耀認為，長期而言，新加坡必須繼續吸引人才。如果不善待人才，就無法保持競爭力，這就是現實。

通過經濟增長實現社會公平

1970年代的新加坡經濟已漸入正軌，從而迎來了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為此，造就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水準、教育水平和財富的積累都產生了急劇的變化。

李光耀說，「簡單而言，新加坡通過經濟增長實現社會公平。創造就業機會、教育、住屋、醫療保健，讓全民分享國家繁榮進步的成果。多數時候讓最多人得到最多好處。」

（本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