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亞洲國家進行的一系列大選中，社交媒體傳播的虛假新聞和不實信息已凸顯了對民主的威脅。
無論是3月24日參與投票的泰國選民，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選民們，都面臨著這一挑戰。新加坡將在今年舉行國會選舉，屆時恐怕也難逃這一困擾。
問題的關鍵是，如果不破壞個人隱私和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虛假信息蔓延網絡的問題能否得到解決？
針對這一問題，新加坡國會今年5月初通過了一項新法——《防止網絡虛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POFMA），法案規定如果社交平台不遵守新的審查規定，政府有權對相關媒體平台處以重罰。
在新加坡《防止網絡虛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的相關法律條文約束下，關於「虛假的事實陳述」將被視為非法，因為虛假資訊對社會安全或公共安寧造成不利影響。
違法的個人將面臨最高10萬新元（約73,000美元）的罰款，並有可能被判處最高10年的監禁；傳播「假新聞」的企業，則可能面臨高達100萬新元的罰款。
不過，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警告說，這項新的權力有可能被用來達成「政治目的」。
教授簡介
Alex CAPRI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商業分析與運營管理系高級訪問學者
前畢馬威國際貿易與關稅（美國西南區）執行董事
研究領域：國際貿易協定、非關稅壁壘、技術與亞洲貿易促進等
在亞洲，新加坡政府並非單打獨鬥，許多亞洲國家事實上都在想辦法打擊控制虛假新聞的網絡散播。
作為權宜之計，政府、企業和其他機構正在尋找技術解決方案，以識別並阻止錯誤信息和有害內容的傳播。但是，這些技術層面的補救措施，可能並不足以有效控制社交媒體的「腐蝕效應」。
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對全球科技巨頭的監管也在逐步加強。這就需要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商業模式進行根本性改革，並根據新的反壟斷標準拆分壟斷企業，同時對違法者進行更大力度的處罰。
亞洲各國政府正在密切關注歐盟及美國的監管機構對大型科技公司採取的監管措施。
3月22日，歐盟就以反壟斷為由對谷歌處以17億美元的罰款，這意味著谷歌自2017年以來，收到的歐盟罰款總額已經高達93億美元。
在美國，數據資本主義（Data Capitalism）受到了強烈的抨擊，而Facebook也因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醜聞以及其他數起對壟斷和隱私侵犯的指控，正面臨著刑事起訴。
這些無疑是積極的進展。
然而,因為存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價值,網際網路世界其實正在分裂成"分割網"(Splinternet)，所以我們必須以更宏觀的視角對上述現象進行思考。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的Wendy Hall和Kieron O'Hara指出了四種新興的社會集團：自由主義集團（已經瓦解）、商業集團（由少數幾家科技公司主導）、擁有嚴格監管的歐洲集團（正在獲得廣泛的認可和接受），以及中國式的數字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集團。
亞洲民主國家將同時吸收和接納來自這四種集團的觀念。但2019年選舉期之後，部分政府很有可能會走上問責制乃至威權專制的道路，把個人權利和隱私置於次要地位。
在泰國，忠於前總理他信的反對黨為泰黨（Pheu Thai Party）成功的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一場針對軍政府的反抗運動。如果軍政府的公民力量黨（Palang Pracharat）希望繼續執政，則勢必會進一步走向數字威權主義。
在菲律賓，鐵腕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也曾試圖鉗制反對派的言論。隨著杜特爾特在總統大選中獲勝，社交媒體上很可能會充斥著各類虛假資訊。
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選民受政府的壓力要小得多。但這使得社交媒體的作用以及對它的批評變得更加重要。對於印度來說尤為如此，因為通訊應用WhatsApp上的仇恨言論主要關於私刑泛濫問題。
再回到技術層面。企業和技術極客們正在推動採用「事實檢查」（Fact-checking）算法來防止虛假信息的傳播。
此外，也有人建議通過限制郵件的群發數量及社交媒體應用的共享功能，來遏制虛假信息的蔓延。例如，在印度的私刑發生後，WhatsApp就把每人的信息轉發次數限制為5次。
然而，WhatsApp在印度擁有超過2億名用戶，這樣規模的用戶群體的實時轉發量也十分可觀了。因此這一方法註定是失敗的。
3月8日，政府工作人員在曼谷某社交媒體辦公室查找違法行為。（路透圖片）
另一種權宜之計是利用技術來識別和阻止機器人偽裝成人類。馬來西亞2018年大選期間，別有用心者正是利用了「機器人」——包括語音聊天機器人——對數百萬選民進行大規模信息分發和語音呼叫。
2019年亞洲各國的大選將再次證明，社交媒體平台的現行商業模式，雖然重視匿名性，卻嚴重缺少了追責機制。
在阻止假新聞方面，技術手段的作用實在有限。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們有權選擇那些因為有違民主而被一度拒絕的補救措施。例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給社交媒體用戶分配「數碼身份證」。
這種問責制方式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支持。在西方，計算機科學家們逐漸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如果我們無法識別在線機器人，那社交媒體的腐蝕效應就可能會破壞民主。
亞洲的政策制定者到最後可能會發現，防止假新聞的最佳技術方案其實很簡單：徹底關停這些社交媒體。印度政府就已經正式要求印度的電信運營商對如何完全徹底屏蔽臉書和WhatsApp提供建議。
過去五年，印度政府曾經28次中斷Facebook和推特在克什米爾地區的服務。2016年，這些社交平台因為被用於「反社會和反國家」目的，而被屏蔽了五個月之久。
印度政府曾要求電信運營商提供屏蔽臉書和WhatsApp的建議。（Getty圖片）
對亞洲的民主國家來說，網絡審查和徹底屏蔽總不是辦法，政府應該嘗試一下，通過與網際網路平台公司以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來加強對網絡虛假信息的監管。不過，這也要在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定向廣告）得到改進後，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科學家、社交媒體評論人Stuart Russell的說法，該問題的核心是點擊廣告業務，這種模式是把相應內容提供給最感興趣的目標人群。
但是，Russel認為這一算法真正帶來的卻是通過向人們提供信息，來改變他們行為，並將他們引導至可預測的極端。因此，泛濫成災的極左或極右的虛假政治新聞，以及大量存在的釣魚新聞，就是要將人們拉向這些極端。
亞洲最新一輪的選舉，勢必將催生出應對假新聞的政策。但願政策制定者能夠與其他利益相關方密切合作，在解決問題時能夠平衡技術和法規，以避免破壞民主制度本身。
文章英文版原載於Nikkei Asian Reiview，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原題為Social media abuses threaten Asia's democratic elections
作者：Alex Capri，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商業分析與運營管理系高級訪問學者
翻譯：楊嘉銘
*本文觀點來自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