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澳大利亞的福利制度是1910年建立起來的，覆蓋所有國民。
澳大利亞對所有國民免費醫療，如果自己到藥房買藥，家庭收入低於24000澳元（1澳元約合6.6元人民幣）的公民只需要支付藥房2.6澳元，餘款不管多少，均由政府買單。孕婦分娩時，可獲得950澳元的分娩津貼，以幫助為新生兒添置用品。
如果在工作年齡內失業，每年可獲取1.5萬澳元的失業救濟金。女性公民從60歲、男性公民從65歲開始，不管過去的工作經歷如何，如果個人收入或資產低於一定標準，都可領取政府養老金。
澳大利亞實行12年免費教育，學生在18歲前還可享受學習補貼。大學生可以獲得政府的無息貸款。
10.日本
醫院不得盈利
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18.6%
日本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通過了幾個社會福利法案，基本上採用歐洲模式。
日本的醫療保健系統覆蓋所有國民，日本的所有醫院必須是非贏利性質的。每個公民必須享有一種醫療保險，保險費的多少根據個人或家庭收入情況而定。
按照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69歲以下的人自我負擔的醫療費占所需醫療費的30%，70到74歲的人負擔20%，75歲以上的人負擔10%。
為了對疾病做到早發現、早治療，日本對40歲以上的公民實行完全免費的預防診斷、檢查和保健治療。
日本縣市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如果申請福利房的人多，為體現公平，則用抽籤的方式分配。房租根據收入定，收入高，房租就高些，收入低房租就低些甚至全免。政府福利房的房租每兩年調整一次，根據收入變化情況決定房租是上調還是下調。
日本的幼兒園到初中實行免費教育，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約25萬元人民幣）的嬰兒在託兒所的費用全免，每個18歲以下的孩子可增加約合人民幣2.5萬元的個人所得稅免稅額，地方政府向不滿9歲的兒童發放育兒津貼。
然後新加坡與各國的發展卻是恰恰相反
王乙康曾經指出：應對不平等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推行福利政策，而是讓低收入階層具備自助能力，「留住他們的上進心」。面向全民的福利政策無法成為應對不平等問題的有效對策。政府在援助低收入國人的同時，將幫助國人保留前進的動力，繼續力爭上遊。
與許多已開發國家因經濟停滯而導致不平等的情況相比，新加坡家庭收入中位數不斷增長，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取得增長，社會流動性也有所提高。不過王乙康提醒，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第一世界國家的同時，也出現新的不平等現象。
其中一個不平等現象是，中產階級壯大，希望取得更多成就，但礙於社會相對高的基數，越來越難取得物質進步。
另一種不平等現象是，一些低收入家庭越來越無法取得突破，階級分化定型的風險加劇。高收入階層也可能疏遠其他階層。
王乙康在探討應對這些不平等現象的方案時指出，支持全民福利政策者認為，推出面向所有中低收入階層的援助，有助於維護低收入者的尊嚴。但他提醒，發放援助必須付出代價，這意味包括中等收入家庭在內的民眾，都必須繳交更高的稅額。
實行全民福利制度的國家，消費稅率約在20％至25％之間，每名員工也必須繳交約30％的所得稅。相比之下，新加坡有一半人口無需繳交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率也維持在個位數。
王乙康說：「降低發放補助的門檻，無條件發放補助，這不是有尊嚴的做法，但自食其力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