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內外
近年來,一股內地中產移居新加坡的熱潮悄然興起。他們為追尋世界一流的教育、更廣闊的職業平台與安定的社會環境而來,將新加坡視為理想的「烏托邦」。
然而,社交媒體上「年薪百萬,依然活不起」的抱怨與「消費降級」的自述,卻揭示了光環之下的另一面。

這座城市,對一些人是機遇無限的樂土,對另一些人則成了光鮮亮麗的「圍城」。這背後,是夢想與現實的碰撞,也是一筆複雜的生存帳本。

當理想照進現實
「擺脫內卷」or「新的圍城」
新加坡,這座被譽為「亞洲瑞士」的城市國家,長期以來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全球目光。對於尋求新機遇的中國內地中產家庭而言,它的吸引力是具體而實在的。
教育層面,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常年位居亞洲乃至世界高校排名前列,其基礎教育體系融合東西方之長,強調雙語能力與全人發展,被視為擺脫「應試教育內卷」的理想路徑。

經濟層面,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這裡匯聚了超過三千家跨國公司總部和兩百多家家族辦公室,為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專業人才提供了豐厚的薪酬與國際化的職業舞台。

加之其極低的犯罪率、高效廉潔的政府以及穩定的社會秩序,共同構築了一幅近乎完美的現代都市生活畫卷。
然而,當理想照進現實,許多滿懷憧憬的家庭卻發現,這幅畫卷的每一筆勾勒,都附帶著高昂的「顏料」成本。
社交平台上,「消費降級」、「存不下錢」成為新移民圈子裡的高頻詞。一位從上海移居新加坡的金融從業者王女士曾在網上分享,2019年她剛到新加坡時,每月三千新幣就能租到設施齊全的精裝公寓,生活頗具性價比。

但短短數年,同樣的公寓租金已翻倍至近五千新幣。這種變化並非個例,而是新加坡生活成本全面上漲的縮影。從一杯牛奶、一斤牛肉,到水電燃氣帳單,無形的壓力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讓許多家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選擇。

光鮮的帳單
「年薪百萬」的生存挑戰
「年薪百萬人民幣,在新加坡只是勉強夠生活。」這句看似誇張的感慨,卻是許多中產家庭的真實寫照。
一位從深圳頂尖科技公司跳槽至新加坡的AI工程師陳先生,月薪高達1.5萬新幣(約合年薪18萬新幣)。這個收入水平,無論在哪裡都堪稱高薪。然而,他的家庭帳本卻顯得異常「緊繃」。
首當其衝的是住房
為了讓孩子就近入讀知名的國際學校,陳先生在學校附近租下了一套三居室公寓,月租金高達7500新幣,直接占據了他稅前收入的一半。
根據Numbeo 2025年的數據,新加坡市中心的三居室公寓月租金普遍在7000新幣以上,這與國內一線城市的居住成本形成鮮明對比。

(*圖片源於Numbeo)
一位網友J也分享過,她一家在上海每月近萬元的房租,到了新加坡,相似地段和面積的公寓租金直接翻倍。對於無法享受政府組屋(HDB)福利的外籍人士而言,私人公寓的高昂租金是移居後面臨的第一個「下馬威」。
其次是教育這筆「甜蜜的負擔」
陳先生為兒子選擇的國際學校,年學費超過4.5萬新幣。這還未計算校車、午餐等等「隱藏」費用。
更讓他始料未及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內卷」同樣激烈。據教育部調查,小學五年級學生的補習率高達80%。為了讓孩子不掉隊,陳先生不得不為兒子報名了游泳和編程輔導班,每月額外支出近千新幣。

另一位陪讀媽媽阿臻的經歷也頗具代表性,她丈夫在國內年薪百萬,但為了覆蓋女兒每年3萬多新幣的國際學校學費和生活開銷,家庭財務捉襟見肘。
她計劃讓女兒參加AEIS考試轉入政府學校,以期降低學費壓力。但她也清楚,即便成功,國際生在政府學校中學的學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交通成本則是另一座大山
新加坡的公共運輸系統高效便捷,每月128新幣的交通卡足以滿足日常通勤。但對於習慣了駕車出行的中產家庭而言,擁有私家車的夢想在新加坡幾乎遙不可及。

一張被稱為「全球最貴鐵皮」的擁車證(COE),在2025年價格已飆升至10萬新幣以上,這僅僅是「擁車權」的費用。
算上車價、保險和稅費,一輛普通家用車的落地成本驚人。因此,絕大多數新移民家庭只能放棄私家車,重新適應公共運輸。
合計算,陳先生一家每月在房租、學費、交通、飲食及日常開銷上的支出輕鬆過萬。這意味著,他那看似光鮮的百萬年薪,在扣除強制繳納的公積金(CPF)和個人所得稅後,幾乎所剩無幾。
家庭抗風險能力大幅降低,曾經在北上廣「消費自由」的底氣,在新加坡變成了精打細算的謹慎。這種從「中產」到「月光」的心理落差,是許多新移民「活不起」感慨的根源。

圍城內外的抉擇
是「跳板」還是「終點」?
面對高昂的成本和身份焦慮,移居新加坡的內地中產群體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一部分人將新加坡視為通往歐美頂尖大學和更廣闊世界的「黃金跳板」。

他們選擇在這裡完成基礎教育,利用新加坡學歷的全球高認可度,為子女未來申請英美名校鋪路。對他們而言,眼下的「消費降級」是一種教育投資,一旦孩子成年離家,他們便可能選擇回國或去往生活成本更低的國家養老。
正如陪讀媽媽阿臻的規劃,等女兒在新加坡念完中學,就會送她去歐美讀大學,自己的「陪讀使命」也就此完成。
另一部分人則堅定地希望在此紮根。他們積極調整心態和生活方式,主動融入本地社會。
他們會研究如何利用政府的各項補貼(如CDC鄰里購物券),學會在濕巴剎(菜市場)和食閣(Hawker Centre)尋找物美價廉的食品,甚至開始研究政府組屋的購買政策,為成功獲得PR後的生活做長遠打算。

對他們而言,新加坡的法治、安全、高效和多元文化所帶來的確定性,是金錢無法完全衡量的。他們相信,只要能成功跨越身份這道門檻,就能享受到政府在住房、醫療和教育上的巨大福利,前期的投入終將獲得回報。
這場關於「去與留」的討論,本質上並無標準答案。它取決於每個家庭的核心訴求、經濟實力以及對未來的預期。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在2025年愈發清晰:它需要的是能夠長期為社會創造價值、深度融入本地生態的「貢獻者」,而非僅僅是尋找避風港的「過客」。
從提高工作準證的薪資門檻,到強調申請PR時的社會融合度,再到收緊自雇准證的審批,政策的指揮棒正精準地篩選著它所需要的人才。
「圍城」的比喻,或許是對當下移居新加坡的內地中產心境最貼切的描繪。城外的人嚮往城內的繁華與秩序,城裡的人則承受著光鮮之下的壓力與掙扎。新加坡依然是一座充滿機遇的城市,但它早已不是那個可以輕鬆實現「階層躍升」的淘金地。
對於每一個計劃或已經踏上這條路的人來說,清晰地認識到自身的價值、新加坡的需求以及未來可能付出的代價,或許比盲目地「逃離」或「奔赴」更為重要。畢竟,真正的「活得起」,不僅在於帳本上的收支平衡,更在於內心的安寧與歸屬。
Alina | 編輯
Cecilia | 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