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
近年来,一股内地中产移居新加坡的热潮悄然兴起。他们为追寻世界一流的教育、更广阔的职业平台与安定的社会环境而来,将新加坡视为理想的“乌托邦”。
然而,社交媒体上“年薪百万,依然活不起”的抱怨与“消费降级”的自述,却揭示了光环之下的另一面。

这座城市,对一些人是机遇无限的乐土,对另一些人则成了光鲜亮丽的“围城”。这背后,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也是一笔复杂的生存账本。

当理想照进现实
“摆脱内卷”or“新的围城”
新加坡,这座被誉为“亚洲瑞士”的城市国家,长期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球目光。对于寻求新机遇的中国内地中产家庭而言,它的吸引力是具体而实在的。
教育层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常年位居亚洲乃至世界高校排名前列,其基础教育体系融合东西方之长,强调双语能力与全人发展,被视为摆脱“应试教育内卷”的理想路径。

经济层面,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这里汇聚了超过三千家跨国公司总部和两百多家家族办公室,为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了丰厚的薪酬与国际化的职业舞台。

加之其极低的犯罪率、高效廉洁的政府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共同构筑了一幅近乎完美的现代都市生活画卷。
然而,当理想照进现实,许多满怀憧憬的家庭却发现,这幅画卷的每一笔勾勒,都附带着高昂的“颜料”成本。
社交平台上,“消费降级”、“存不下钱”成为新移民圈子里的高频词。一位从上海移居新加坡的金融从业者王女士曾在网上分享,2019年她刚到新加坡时,每月三千新币就能租到设施齐全的精装公寓,生活颇具性价比。

但短短数年,同样的公寓租金已翻倍至近五千新币。这种变化并非个例,而是新加坡生活成本全面上涨的缩影。从一杯牛奶、一斤牛肉,到水电燃气账单,无形的压力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让许多家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光鲜的账单
“年薪百万”的生存挑战
“年薪百万人民币,在新加坡只是勉强够生活。”这句看似夸张的感慨,却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真实写照。
一位从深圳顶尖科技公司跳槽至新加坡的AI工程师陈先生,月薪高达1.5万新币(约合年薪18万新币)。这个收入水平,无论在哪里都堪称高薪。然而,他的家庭账本却显得异常“紧绷”。
首当其冲的是住房
为了让孩子就近入读知名的国际学校,陈先生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套三居室公寓,月租金高达7500新币,直接占据了他税前收入的一半。
根据Numbeo 2025年的数据,新加坡市中心的三居室公寓月租金普遍在7000新币以上,这与国内一线城市的居住成本形成鲜明对比。

(*图片源于Numbeo)
一位网友J也分享过,她一家在上海每月近万元的房租,到了新加坡,相似地段和面积的公寓租金直接翻倍。对于无法享受政府组屋(HDB)福利的外籍人士而言,私人公寓的高昂租金是移居后面临的第一个“下马威”。
其次是教育这笔“甜蜜的负担”
陈先生为儿子选择的国际学校,年学费超过4.5万新币。这还未计算校车、午餐等等“隐藏”费用。
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内卷”同样激烈。据教育部调查,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补习率高达80%。为了让孩子不掉队,陈先生不得不为儿子报名了游泳和编程辅导班,每月额外支出近千新币。

另一位陪读妈妈阿臻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她丈夫在国内年薪百万,但为了覆盖女儿每年3万多新币的国际学校学费和生活开销,家庭财务捉襟见肘。
她计划让女儿参加AEIS考试转入政府学校,以期降低学费压力。但她也清楚,即便成功,国际生在政府学校中学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交通成本则是另一座大山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高效便捷,每月128新币的交通卡足以满足日常通勤。但对于习惯了驾车出行的中产家庭而言,拥有私家车的梦想在新加坡几乎遥不可及。

一张被称为“全球最贵铁皮”的拥车证(COE),在2025年价格已飙升至10万新币以上,这仅仅是“拥车权”的费用。
算上车价、保险和税费,一辆普通家用车的落地成本惊人。因此,绝大多数新移民家庭只能放弃私家车,重新适应公共交通。
合计算,陈先生一家每月在房租、学费、交通、饮食及日常开销上的支出轻松过万。这意味着,他那看似光鲜的百万年薪,在扣除强制缴纳的公积金(CPF)和个人所得税后,几乎所剩无几。
家庭抗风险能力大幅降低,曾经在北上广“消费自由”的底气,在新加坡变成了精打细算的谨慎。这种从“中产”到“月光”的心理落差,是许多新移民“活不起”感慨的根源。

围城内外的抉择
是“跳板”还是“终点”?
面对高昂的成本和身份焦虑,移居新加坡的内地中产群体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将新加坡视为通往欧美顶尖大学和更广阔世界的“黄金跳板”。

他们选择在这里完成基础教育,利用新加坡学历的全球高认可度,为子女未来申请英美名校铺路。对他们而言,眼下的“消费降级”是一种教育投资,一旦孩子成年离家,他们便可能选择回国或去往生活成本更低的国家养老。
正如陪读妈妈阿臻的规划,等女儿在新加坡念完中学,就会送她去欧美读大学,自己的“陪读使命”也就此完成。
另一部分人则坚定地希望在此扎根。他们积极调整心态和生活方式,主动融入本地社会。
他们会研究如何利用政府的各项补贴(如CDC邻里购物券),学会在湿巴刹(菜市场)和食阁(Hawker Centre)寻找物美价廉的食品,甚至开始研究政府组屋的购买政策,为成功获得PR后的生活做长远打算。

对他们而言,新加坡的法治、安全、高效和多元文化所带来的确定性,是金钱无法完全衡量的。他们相信,只要能成功跨越身份这道门槛,就能享受到政府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上的巨大福利,前期的投入终将获得回报。
这场关于“去与留”的讨论,本质上并无标准答案。它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核心诉求、经济实力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在2025年愈发清晰:它需要的是能够长期为社会创造价值、深度融入本地生态的“贡献者”,而非仅仅是寻找避风港的“过客”。
从提高工作准证的薪资门槛,到强调申请PR时的社会融合度,再到收紧自雇准证的审批,政策的指挥棒正精准地筛选着它所需要的人才。
“围城”的比喻,或许是对当下移居新加坡的内地中产心境最贴切的描绘。城外的人向往城内的繁华与秩序,城里的人则承受着光鲜之下的压力与挣扎。新加坡依然是一座充满机遇的城市,但它早已不是那个可以轻松实现“阶层跃升”的淘金地。
对于每一个计划或已经踏上这条路的人来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新加坡的需求以及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或许比盲目地“逃离”或“奔赴”更为重要。毕竟,真正的“活得起”,不仅在于账本上的收支平衡,更在于内心的安宁与归属。
Alina | 编辑
Cecilia | 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