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學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加坡反殖民民族主義興起，並於1959年實行自治，在短暫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後於1965年完全獨立。1965年新加坡民族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開啟，在四種官方語言（中文、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中，英語被認定為行政語言，其他三種語言也作為「母語」。新加坡的官方母語政策也造成了筒倉效應，導致中文、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之間的跨語言交流極少，他們依賴英語作為通用語言。
用英文寫作的新加坡民族文學存在先天缺陷，一方面難以磨滅「大英國協」作家的標籤，另一方面人為經典化的文學作品亟需在短時間內簡單確立。比較代表性的是英文詩人唐愛文（Edwin Thumboo）的詩歌《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成為新加坡國民教育的必讀。
唐愛文《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
新加坡文學獎設立的背景
英語作為通用語言的背景。新加坡剛獨立時，全國200萬人口中，75%以上都是華人，即便到現在，華人在新加坡的占比也很高。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和幕僚們商討過後，決定把英文作為新加坡的通用語言。新加坡英語文學逐步獲得世界認可。標誌性事件是2022年《我們如何消失》（How We Disappeared）成為新加坡唯一入選「大禧讀物」（Big Jubilee Read）清單的文學作品，該清單旨在提升閱讀樂趣並慶祝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
李晶晶（Jing-Jing Lee，1985—）處女作《我們如何消失》講述二戰背景下17歲的主人公被塞進運兵車送往日本軍事妓院，這段經歷困擾了她一生，描繪出新加坡女性受害者在戰爭中沉默和消失的形象。多種現象表明，英語在提高新加坡文學知名度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如何消失》
新加坡國家發展策略的轉變。1968年，李光耀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生說過一句名言：「詩歌是我們買不起的奢侈品。」因為新加坡人應該優先考慮科學技術來實現國家現代化，所以造成了官方支持文學創作的起步晚。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動國民教育舉措，對新加坡的文學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國民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國民的民族本能，並且提出文學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新加坡教育部關於新加坡文學的發展確立了兩個原則，一是新加坡文學的人文主義原則，文學使國民跨越性別、種族和階級的障礙，助推「審美和想像力的增長」，「探索人類關注的領域，從而加深對文學的理解」；二是新加坡文學的過程化原則，民族文學使得英語文學占有一席之地，但不優先，兼顧中文、馬來語、泰米爾語等語種的靈活性，注重時代和地區的變化。新加坡政府著力定義、構建、分享新加坡文學這一公共領域。
各類文學活動的興起。許多與新加坡文學相關的文學出版物和材料可以在網上找到，如《新加坡文學季刊》、網站Singapore Poetry和資料庫Poetry.sg。各種非營利組織也在努力通過新加坡詩歌寫作月、移民工人詩歌比賽、新加坡作家節和全國詩歌節等活動在臉書上分享，提高公眾對文學的認識。閱讀活動的興起促進了新加坡的文學出版。2011年，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重新出版了幾部已經絕版的英語小說，如Lloyd Fernando的《蠍子蘭花》（1976年首次出版）、Goh Poh Seng的《自焚》（1977年首次出版）。Epigram Books還將其電子書在亞馬遜的Kindle閱讀器上架，從而面向全球讀者展現新加坡文學。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Math Paper Press、Ethos Books等在獲獎作品翻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詩歌節網站
資料庫Poetry.sg
新加坡文學獎（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設立於1992年，是新加坡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迄今已有150多名作家獲獎。新加坡文學獎由新加坡國家書籍理事會主辦，面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開放，其作品在新加坡或國外指定時間內出版。設立新加坡文學獎目標：一是通過對新加坡作家在四種官方語言（中文、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出版的傑出作品給予應有的認可，促進新加坡文學人才的發展；二是激發新加坡公眾對創意寫作的興趣和支持。新加坡文學獎的設立，促進了新加坡文學文化生態的多樣性，承載了新加坡的文化記憶。
新加坡文學獎的三個時期
1992—1999年，新加坡文學獎的摸索時期。1992年，林蘇辰（Suchen Christine Lim，1948—）的第三部小說《色彩繽紛》（Fistful Of Colours）榮獲首屆新加坡文學獎，也是新加坡文學經典中的一部開創性小說。該書主人公蘇文（Ong Suwen）在深入探尋繼父家族的歷史中，揭示了新加坡第一代移民和居民的希望和奮鬥。評論家將林蘇辰的第一部小說《飯碗》（Rice Bowl）描述為「新加坡獨立後的里程碑式出版物」。
林蘇辰
《飯碗》，ISBN 9812040994，Publishe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4
《色彩繽紛》ISBN 9812480129，Publisher: Straits Times Press, Singapore (3rd ed.)
1993年，新加坡文學獎設立詩歌和戲劇兩個獎項。1994年僅設小說獎項，1995年僅設詩歌獎項，此後獎項交替設置延續到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由於經濟問題，新加坡文學獎暫停評選兩年。
1993年，德斯蒙德·西姆（Desmond Sim Kim Jin，1961—）憑《我去過的地方》（Where I』ve Been）成為新加坡文學獎詩歌優異獎項的首位得主。該詩集由62首詩組成，講述了詩人的旅程和個人經歷。
哈里斯·沙瑪（Haresh Sharma，1965—）憑《建設中》(Still Building)成為新加坡文學獎戲劇優異獎項的首位得主。在此期間，張科林（Colin Cheong，1965—）三次獲獎，《空甲板和空地方》（Void Deck and Other Empty Places）於1995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詩歌表彰獎項，小說《橘子》（Tangerine）於1996年榮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小說《柜子里的人》（The Man in the Cupboard）於1998年榮獲得新加坡文學獎小說優異獎項。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新加坡文學獎在獎項中缺少穩定性，評獎規則也不完善。
哈里斯·沙瑪
《建設中》海報
2000—2012年，新加坡文學獎的確立時期。1999年，新加坡批准實施15年的「文藝復興城市」計劃，旨在通過發展文化推動城市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跨越。雖然文學創造力不一定與政府舉措同步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家藝術委員會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文學藝術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激勵和基礎設施支持。2000年，新加坡文學獎更名為戴莫克斯新加坡文學獎（The Dymocks 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明確頒獎對象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2004年起，新加坡文學獎每兩年評選一次。
雷克斯·雪萊（Rex Anthony Shelley，1930—2009）憑《玫瑰河》（A River of Roses）成為2000年度唯一的獲獎者。該小說以二戰後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為英國共產主義地下運動的線人提供情報，隨後捲入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愛情故事。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以四種官方語言的獎項設置回歸。
英培安（Yeng Pway Ngon）的中文長篇小說《騷動》（Unrest）成為新加坡文學獎中文獎項的首位獲得者。英培安敢於涉獵新加坡文學「禁忌」的主題——情色愛欲，也使其成為新加坡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主力之一。此後，英培安於2006年、2008年、2012年榮獲三次新加坡文學獎，2016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優異獎項。
英培安（1947-2021）
英培安系列作品
穆罕默德·拉蒂夫（Mohamed Latiff Mohamed，1950—2022）於2004年、2006年、2008年榮獲新加坡文學獎馬來語獎項，獲獎作品為詩歌集《我很安靜》（Bagiku Sepilah Sudah）、短篇小說集《鄉愁》（Nostalgia Yang Hilang）、詩歌集《當蝴蝶折翼時》（Bila Rama-rama Patah Sayapnya），增強了馬來語文學的創作與保護。小說家巴拉克里希南（M. Balakrishnan）的《餌料魚》（Thondil Meen）榮獲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泰米爾語獎項。
穆罕默德·拉蒂夫
2014年至今，新加坡文學獎的成熟時期。2014年，新加坡文學獎結合文學體系常見分類，細分為小說、詩歌、非虛構類並對應四種官方語言。此後，湧現了大批的作品和作家，國際影響力日趨增強。2018年，程異（Jeremy Tiang）的英文長篇小說《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語小說獎項。程異同時專注於中國文學的英語翻譯，尤其是當代作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有劉心武的《鐘鼓樓》（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雙雪濤的《艷粉街》（Rouge Street）、鄒靜之的《九棟》（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燈之龍嶺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等。程異主張逐步建立「以紙質書籍為主體，新媒體為補充」的文學譯介的海外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