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反殖民民族主义兴起，并于1959年实行自治，在短暂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于1965年完全独立。1965年新加坡民族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开启，在四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中，英语被认定为行政语言，其他三种语言也作为“母语”。新加坡的官方母语政策也造成了筒仓效应，导致中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间的跨语言交流极少，他们依赖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用英文写作的新加坡民族文学存在先天缺陷，一方面难以磨灭“英联邦”作家的标签，另一方面人为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亟需在短时间内简单确立。比较代表性的是英文诗人唐爱文（Edwin Thumboo）的诗歌《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成为新加坡国民教育的必读。
唐爱文《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
新加坡文学奖设立的背景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背景。新加坡刚独立时，全国200万人口中，75%以上都是华人，即便到现在，华人在新加坡的占比也很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和幕僚们商讨过后，决定把英文作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新加坡英语文学逐步获得世界认可。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我们如何消失》（How We Disappeared）成为新加坡唯一入选“大禧读物”（Big Jubilee Read）清单的文学作品，该清单旨在提升阅读乐趣并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
李晶晶（Jing-Jing Lee，1985—）处女作《我们如何消失》讲述二战背景下17岁的主人公被塞进运兵车送往日本军事妓院，这段经历困扰了她一生，描绘出新加坡女性受害者在战争中沉默和消失的形象。多种现象表明，英语在提高新加坡文学知名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如何消失》
新加坡国家发展策略的转变。1968年，李光耀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说过一句名言：“诗歌是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因为新加坡人应该优先考虑科学技术来实现国家现代化，所以造成了官方支持文学创作的起步晚。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推动国民教育举措，对新加坡的文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民的民族本能，并且提出文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新加坡教育部关于新加坡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新加坡文学的人文主义原则，文学使国民跨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障碍，助推“审美和想像力的增长”，“探索人类关注的领域，从而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二是新加坡文学的过程化原则，民族文学使得英语文学占有一席之地，但不优先，兼顾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等语种的灵活性，注重时代和地区的变化。新加坡政府着力定义、构建、分享新加坡文学这一公共领域。
各类文学活动的兴起。许多与新加坡文学相关的文学出版物和材料可以在网上找到，如《新加坡文学季刊》、网站Singapore Poetry和数据库Poetry.sg。各种非营利组织也在努力通过新加坡诗歌写作月、移民工人诗歌比赛、新加坡作家节和全国诗歌节等活动在脸书上分享，提高公众对文学的认识。阅读活动的兴起促进了新加坡的文学出版。2011年，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重新出版了几部已经绝版的英语小说，如Lloyd Fernando的《蝎子兰花》（1976年首次出版）、Goh Poh Seng的《自焚》（1977年首次出版）。Epigram Books还将其电子书在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上架，从而面向全球读者展现新加坡文学。新加坡出版社Epigram Books、Math Paper Press、Ethos Books等在获奖作品翻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诗歌节网站
数据库Poetry.sg
新加坡文学奖（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设立于1992年，是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迄今已有150多名作家获奖。新加坡文学奖由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主办，面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开放，其作品在新加坡或国外指定时间内出版。设立新加坡文学奖目标：一是通过对新加坡作家在四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出版的杰出作品给予应有的认可，促进新加坡文学人才的发展；二是激发新加坡公众对创意写作的兴趣和支持。新加坡文学奖的设立，促进了新加坡文学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承载了新加坡的文化记忆。
新加坡文学奖的三个时期
1992—1999年，新加坡文学奖的摸索时期。1992年，林苏辰（Suchen Christine Lim，1948—）的第三部小说《色彩缤纷》（Fistful Of Colours）荣获首届新加坡文学奖，也是新加坡文学经典中的一部开创性小说。该书主人公苏文（Ong Suwen）在深入探寻继父家族的历史中，揭示了新加坡第一代移民和居民的希望和奋斗。评论家将林苏辰的第一部小说《饭碗》（Rice Bowl）描述为“新加坡独立后的里程碑式出版物”。
林苏辰
《饭碗》，ISBN 9812040994，Publisher: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4
《色彩缤纷》ISBN 9812480129，Publisher: Straits Times Press, Singapore (3rd ed.)
1993年，新加坡文学奖设立诗歌和戏剧两个奖项。1994年仅设小说奖项，1995年仅设诗歌奖项，此后奖项交替设置延续到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由于经济问题，新加坡文学奖暂停评选两年。
1993年，德斯蒙德·西姆（Desmond Sim Kim Jin，1961—）凭《我去过的地方》（Where I’ve Been）成为新加坡文学奖诗歌优异奖项的首位得主。该诗集由62首诗组成，讲述了诗人的旅程和个人经历。
哈里斯·沙玛（Haresh Sharma，1965—）凭《建设中》(Still Building)成为新加坡文学奖戏剧优异奖项的首位得主。在此期间，张科林（Colin Cheong，1965—）三次获奖，《空甲板和空地方》（Void Deck and Other Empty Places）于1995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诗歌表彰奖项，小说《橘子》（Tangerine）于1996年荣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小说《柜子里的人》（The Man in the Cupboard）于1998年荣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小说优异奖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文学奖在奖项中缺少稳定性，评奖规则也不完善。
哈里斯·沙玛
《建设中》海报
2000—2012年，新加坡文学奖的确立时期。1999年，新加坡批准实施15年的“文艺复兴城市”计划，旨在通过发展文化推动城市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跨越。虽然文学创造力不一定与政府举措同步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艺术委员会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激励和基础设施支持。2000年，新加坡文学奖更名为戴莫克斯新加坡文学奖（The Dymocks 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明确颁奖对象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2004年起，新加坡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雷克斯·雪莱（Rex Anthony Shelley，1930—2009）凭《玫瑰河》（A River of Roses）成为2000年度唯一的获奖者。该小说以二战后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为英国共产主义地下运动的线人提供情报，随后卷入了一段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2004年，新加坡文学奖以四种官方语言的奖项设置回归。
英培安（Yeng Pway Ngon）的中文长篇小说《骚动》（Unrest）成为新加坡文学奖中文奖项的首位获得者。英培安敢于涉猎新加坡文学“禁忌”的主题——情色爱欲，也使其成为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主力之一。此后，英培安于2006年、2008年、2012年荣获三次新加坡文学奖，2016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优异奖项。
英培安（1947-2021）
英培安系列作品
穆罕默德·拉蒂夫（Mohamed Latiff Mohamed，1950—2022）于2004年、2006年、2008年荣获新加坡文学奖马来语奖项，获奖作品为诗歌集《我很安静》（Bagiku Sepilah Sudah）、短篇小说集《乡愁》（Nostalgia Yang Hilang）、诗歌集《当蝴蝶折翼时》（Bila Rama-rama Patah Sayapnya），增强了马来语文学的创作与保护。小说家巴拉克里希南（M. Balakrishnan）的《饵料鱼》（Thondil Meen）荣获2004年新加坡文学奖泰米尔语奖项。
穆罕默德·拉蒂夫
2014年至今，新加坡文学奖的成熟时期。2014年，新加坡文学奖结合文学体系常见分类，细分为小说、诗歌、非虚构类并对应四种官方语言。此后，涌现了大批的作品和作家，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强。2018年，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获得新加坡文学奖英语小说奖项。程异同时专注于中国文学的英语翻译，尤其是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有刘心武的《钟鼓楼》（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双雪涛的《艳粉街》（Rouge Street）、邹静之的《九栋》（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龙岭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等。程异主张逐步建立“以纸质书籍为主体，新媒体为补充”的文学译介的海外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