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造就了中國，也造就了世界。
昨天（12月18日），新加坡眼報道了中國授予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事情，並給大家講了下1978年前李光耀眼中的中國。
現在，我們來看看1978年之後，李光耀是怎麼「推動新加坡深入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
新加坡為鄧小平提供了參考和借鑑
先說1978年至80年代。
1.文革末期的中國
70年代的中國，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溫飽沒有得到解決，科技教育落後。
在對外交流上，中國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這麼寫道：「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
70年代的中國
在國際上，隨著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蘇聯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也日益膨脹。在東南亞，蘇聯在越戰時期大力援助越南，牽制美國。
越戰結束之後，越南軍事力量繼續增強，號稱「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僅次於蘇聯和美國。越南的領導人黎筍公開宣稱「一個越南士兵可以勝過三十個中國兵」。
到了1978年底，越南對柬埔寨的覬覦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越南戰爭
2.鄧小平時隔58年，重訪新加坡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
短短兩天的訪問，為將來的許多事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當時已是74歲高齡，他對李光耀說，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要去美國，是因為需要跟美國就越南問題進行對話。（後記：鄧小平訪新之後一個半月，12月25日，越南悍然揮師25萬侵略柬埔寨，翌年1月7日占領金邊。1月1日中美恢復邦交；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2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越南北部邊境，教訓越南。）
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為58年前，鄧小平在「一戰」時期去法國留學和工作的途中路經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來到新加坡時，發現改變實在太大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爭取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組成聯合陣線對付蘇聯和越南。
簡單說，當時的國際形勢需要中國加強與外界的合作，尤其東南亞和美國，反之亦然。這為中國的「開放」提供了合適的宏觀國際環境。
11月13日上午，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之後，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聽取關於新加坡組屋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讚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鄧小平登上HDB辦公大廈的頂層，瞭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組屋，他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築的總面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鄧小平此行到裕廊工業區是為了解新加坡的工業規劃和發展，包括如何通過招商引資來提高經濟活力；到HDB則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計劃和城鎮治理。
1978年11月13日，鄧小平在裕廊山頂，種下一棵象徵友誼與和平的海杧果樹。
在訪新期間，鄧小平邀請李光耀再到中國訪問。李光耀說，等中國從十年動亂中恢復過來就去。鄧小平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李光耀不同意，他認為：
他們（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麼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儘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士紳的後代。
歷史還原視頻
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新加坡的報道路線改變了，形容新加坡為花園城市，而且評論新加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
同一天的《人民日報》刊有介紹新加坡工業發展的文章。
3.改革開放前十年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專門向各省市區領導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資發展自己的思路。這成為日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方法。他說：
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收入。
我們如果讀《李光耀回憶錄》第四章《絕處求生》，的確看到異曲同工的理念。李光耀說：
（60年代）發展經濟學學者普遍把跨國公司看成是廉價土地、勞工和原料的剝削者。……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相信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我和吳慶瑞卻沒有產生共鳴。我們有實實在在的問題要解決，不能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這段話，聽起來是否似曾相識？
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廣；開放大連等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浦東新區……
90年代的浦東新區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訪問中國。鄧小平會見時強調，中國是個地廣人眾的大國，無須依靠其他國家的資源，當前急務是如何激發人民的意願，擺脫貧困和落後。
李光耀也與趙紫陽見面。趙說，當時中國有三大經濟重任：第一、興建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第二、提高工廠質量；第三、提高管理人員和員工工作效率。
趙問李他此趟對中國的印象。李說了一些正面評價，然後說一些負面的觀察，包括道路系統不好（李光耀從濟南去曲阜時發現有部分路段是泥路）。
李說，新加坡人文歷史短淺，人口250萬，但每年可以吸引300萬人次遊客。中國人文和旅遊資源豐富，人口10億，但每年的外國旅客只有100萬人（其中80萬還是海外華人），中國應該整合旅遊資源，賺取外匯，製造就業機會。曲阜是極具旅遊業潛能的城市，從曲阜到省城濟南的道路，沒理由還是泥濘一片。
趙建議新加坡派出高層、中層、基層經理和專家到中國訪問。後來，中國也派出幾個國營企業管理人員代表團到新加坡考察。
1984年12月，享有「新加坡經濟發展總建築師」之稱的吳慶瑞卸下副總理職務。
1985年，中國政府正式聘請他擔任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業顧問，這一職務一擔任就是六年。
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新加坡同吳慶瑞親切握手。
鄧小平每年都會見他，詳細聽取他的彙報和建議，負責經濟工作的谷牧副總理同他交往更加頻繁。
1988年，「改革開放」已經進展了十年。李光耀又一次訪問中國。
1988年，李光耀參觀深圳工業展覽館。
在與李光耀見面時，鄧小平說，過去十年解決了溫飽問題，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但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包括通貨膨脹和紀律問題，因此，政府必須一方面實行有效的管制，另一方面維持對世界開放的大原則。接下來，中國要晉升到小康階段，必須向別人學習，「包括你們，甚至韓國」。
李光耀說，他這次來華，看到的不只是多了新樓房和道路，更重要的，他見到了人們思想和態度上的轉變。如今人們更敢於提出批評和問題，同時還積極樂觀。
趙紫陽讓李光耀看《河殤》。李光耀認為它過於悲觀，並認為中國要推行工業化和現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和信仰全部拋棄。他指出，中國需要改變的，是過度的中央集權管理制度以及人們的態度和觀念，必須使中國人更願意接受新想法、新點子，無論它們來自本國或外國。
「借鑑新加坡，並要管得更好」
在談90年代之前，得先說說1980年。
1.向新加坡借鑑招商「秘訣」
1980年，為了在廣東和福建設立經濟特區，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江澤民到新加坡做為期兩周的考察，研究經濟發展局如何為新加坡招商，怎麼發展工業區。
當時，江澤民對負責接待他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署長（相當於司長）吳博韜說：「中國的土地、水源、能源、勞工，都比新加坡便宜很多，但是你們吸引得了這麼多投資，我們卻做不到。這到底有什麼秘訣？」
吳博韜勉為其難說明，關鍵在於政治信心和經濟生產力。他抽出國際商業環境風險指數報告讓江看，新加坡評比為一甲，而中國沒有上榜。江把報告帶回他在烏節路外的一個三星級賓館房裡去研究，後來他對吳博韜說：新加坡有的，是「怎麼促銷信心的獨特本領「。
1985年，江出任上海市市長。1989年6月，出任主席。
1990年10月，那場風波才過去四五個月，李光耀訪問中國，在北京與江會面。李對中國是否會繼續堅持開放政策表示關注。江向李保證，開放政策會「加速「進行。
10月3日，中新兩國正式建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