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周士新博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國外交室主任。當前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中國—東協關係、亞太政治與經濟。
伴隨著對國際和地區安全環境的認知變化及自身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增長，新加坡國防戰略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相繼提出了「毒蝦」、「豪豬」、「第三代武裝力量」等戰略理念，並在不斷發展進程中。為了進一步優化國家安全環境，新加坡還積極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防務外交，主要藉助東協平台推進東協防長會議和東協防長擴大會議以及其他各層級的多雙邊防務合作，如五國聯防組織，並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進行軍事訓練。中國與新加坡的防務合作符合新加坡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理念，雙方通過雙多邊各層級防務官員及智庫交流與對話，以及雙多邊軍事培訓和演習等渠道都進行了積極嘗試，並取得了較多成果，對促進地區安全與穩定具有較強的建設性意義。
新加坡的國防戰略
新加坡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馬來西亞在一段時間內協助新加坡外部安全事務，英國也維持一定程度的軍事存在，此後新馬軍事關係逐漸分離，英軍也在1971年全部撤出新加坡。這讓新加坡深刻認識到，自己必須獨立承擔國防和國內安全事務，防範印尼的可能入侵，並努力維持馬來西亞良好的外交關係，防止其政治干涉，維護自己的獨立國家地位，避免馬來西亞切斷水源影響國家生存。隨著新加坡軍事和經濟力量的發展，新加坡在地緣戰略上日益擔心外部勢力影響其賴以生存的海上貿易和地區航運中心的角色。
新加坡明確規定國防部和武裝部隊的任務是，通過嚇阻和外交促進新加坡的和平與安全。新加坡提出了一些軍事嚇阻理念。
第一，「毒蝦」（Poisonous Shrimp）戰略。在獨立之初，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提出了「毒蝦」戰略，表示新加坡猶如一條魚群中的小蝦，但卻是一個有毒的小蝦。在這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世界裡，新加坡必須成為「能產生劇毒的小蝦」，小魚「吃下它就會死」。它既要能與「魚群」共存，又也能避免被「大魚」吞掉。
第二，「魚群」（Grouping）戰略。這個概念是在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地區一體化的進展而出現的。李光耀認為，只有與東南亞這個魚群和睦相處，廣交善緣，做個「有毒的好鄰居」，這個小蝦才能生存下來。一條小魚容易被吃掉，但如果匯聚成一群就不容易被吃掉。這意味著，新加坡不僅要將軍事戰略目標轉為在遭到入侵時迅速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而且要通過與其他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和其它國家建立安全認同，改善周邊和地區安全環境。因此，新加坡是推進建設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的國家之一，也是從中獲得實際好處最多的國家之一。
第三，「豪豬」（Porcupine）戰略。豪豬身上長滿尖刺，不僅可以對入侵者造成傷害，而且可以製造出一定的防衛縱深，在阻止入侵者繼續行動的同時，也可能避免自身造成傷害。這與當時新加坡海空軍建設已經取得了較大進步，具有一定預警和遠程打擊能力的實際情況是相適應的。
第四，「第三代武裝力量建設」（3GSAF）。2004年，新加坡武裝力量開始了第三代轉型，升級為一隻先進的網絡部隊，可以在各種條件下進行作戰，有能力保護國家免受任何直接威脅，並在和平時期靈活應對恐怖主義、海盜和自然災害等帶來的跨國安全挑戰。新加坡第三代武轉力量特別注重陸海空協同作戰能力的聯繫與整合，並通過「以整合知識為基礎的指揮控制系統」協同指揮人員和作戰人員之間的行動，創造有利的戰場環境，以贏得戰場的決定性勝利。
新加坡的防務外交
新加坡的防務外交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參與構建小多邊准聯盟合作機制。1971年11月1日，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五國建立了五國聯防組織同意在防務方面進行合作，如發生由外部組織或其支持的對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任何形式的武裝攻擊或武力威脅，五國政府將立即進行磋商，以決定集體或單獨地採取措施對付這種攻擊或威脅。這是東南亞地區最早建立的具有行動意向的多邊安全安排，也是歐洲國家與東南亞唯一具有直接軍事安全政策聯繫的組織。
第二，參與包括東協國防部長會議的東協內部防務合作。2006年5月,首屆東協國防部長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作為東協內部最高的防務磋商與合作機制，東協防長會議旨在通過加深理解東協防務與安全挑戰以及提升透明度和開放性，促進成員國之間的信任和信心。從結構上看，東協防長會議向東協各國元首直接提供報告，同時在高官會議的幫助下，與東協外長會等外交框架建立密切的工作聯繫。第二屆東協防長會議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通過了三份重要文件：《建立東協防長會議概念文件協議》、《東協防長會議三年工作計劃（2008－2010年）》和《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概念文件》。《建立東協防長會議概念文件協議》提供了東協防長會議的機構框架，制定了東協防務合作的「指揮鏈」。
第三，參與包括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在內的地區防務合作。根據2010年在越南河內舉行的第4屆東協防長會議通過的《東協防長擴大會議的概念文件：格局和組成》和《擴大會議的概念文件：模式和程序》，2010年10月12日在越南的河內東協各國國防部長與東協8個對話夥伴國國防部長舉行首屆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建立東協國防高官擴大會議，負責落實擴大會議達成的條約和決定，同意建立專家工作組，促進在人道主義援助/災害救援、海洋安全、維和、反恐和軍事醫學等五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務實合作。
第四，與一些域外國家形成的雙邊防務合作關係。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馬來西亞聯邦宣布獨立後，就立即得到了美國的承認，兩國在1966年4月4日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雙方迅速形成了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為維持美國對保障地區安全穩定和推動經濟增長發揮積極的作用。新加坡與美國進行了大量的戰略安全合作。
中國與新加坡的防務外交
新加坡與中國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中新防務外交也正在掀開新篇章。近年來，中新防務外交越來越走向合法與正規。從機制上看，中國和新加坡的防務外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東協防長擴大會議中的防務外交。中國和新加坡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員，積極參與和主持東協防長擴大會議的各種論壇及活動等。東協防長擴大會議主要討論「東協+8 」國家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從2010年起至今已經舉行了6屆。即使在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期間，中國和新加坡國防部長不僅在多邊場合參與各種活動，而且還可以利用會議間隙舉行一些雙邊性的對話，討論一些具體的議題，提升相互間的信任水平。
第二，參與包括中國一東協國防部長會議的防務外交。中新兩國國防部長在中國一東協國防部長期間舉行會晤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在東協防長會議期間，中國國防部長訪問會議主辦國，與東協防長舉行中國—東協防長非正式會晤，並與新加坡國防部長舉行雙邊會談；二是在參加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期間，與新加坡國防部長舉行會談；三是邀請包括新加坡國防部長在內的東協國防部長訪問中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中國與東協各國防務部門經過協調，在2018年舉行了聯合海上系列演習。2018年2月6日，第8次中國—東協防長非正式會晤提出，要將推動開展海上聯演、反恐合作等藍圖變為現實。中國—東協「海上聯合-2018」聯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2018年8月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進行沙盤演練，重點為如何應對海上事故,包括聯合搜救與醫療救援，以及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靠近事故船隻，並演習直升機在彼此的軍艦上降落。第二階段為2018年10月在中國湛江及其以東海空域進行的實兵演習，分為港岸活動、海上演練和演習總結三個部分。演習活動聚焦「搜救行動」，重點為如何應對海上事故包括聯合搜尋與醫療救援，以及訓練執行《海上意外相遇準則》，練習直升機在彼此軍艦上降落。在此期間，各方進行了多項文化體育、軍事醫學、潛水作業、落水急救等全方面的研討和交流,同時也展開組織戰術桌面推演和舉行艦艇開放活動等。
第三，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防務外交。2005年11月，新加坡國防部長張志賢訪問中國，會見了中國前國防部長曹剛川，雙方首次討論了防務交流和安全合作協議事宜。2006年4月曹剛川訪問新加坡時，雙方同意為建立雙邊防務合作夥伴關係框架而努力。2008年1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與新加坡國防部常任秘書鄭子富簽署了《防務交流和安全合作協議》，兩國間的軍事交流和互訪走向正式化，再次肯定了「中新兩國之間溫暖而密切的友誼，以及雙方加強防務交流與安全合作意願」。防務政策對話機制的確立在兩軍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此外，該協議還包括人道主義救援和災害救濟任務等。
近年來，中國與新加坡的防務外交發展迅速，成效卓然，促進了中新兩國政治安全信任和中國―東協防務合作關係，也符合兩國國防戰略的目標選擇。當然，隨著國際和地區形勢變得更趨複雜和不確定，新加坡的國防理念也在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情況。作為一個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城市國家，新加坡能否在不斷演進的國際和地區秩序中保全自己、促進國家利益，對國際和地區安全作出超出自己體量的建設性貢獻，非常值得國際社會共同關注和高度期待。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南亞安全格局對我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影響研究」（16ZDA091）的部分成果】
來源：《印度洋經濟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