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位於禧街的中華總商會正門兩側圍牆上的九龍壁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格外引人注目。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九龍壁就矗立於此，仿佛默默堅守著守護商會的使命。時過半百，九龍依然姿態生動而盡顯霸氣。正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當初是在清王朝的直接推動下所創設的那樣，該九龍壁亦誕生於北京。那麼，本地商會的建立與中國又有何具體關係呢？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外景（筆者攝於2023年底）
中國清末思想觀念的轉變與商部的建立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在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都開始發生巨變，由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國門被打開，在西方商品湧入中國市場的同時，包括「商會文化」在內的近代西方文化也逐漸輸入中國。
眾所周知，法國是現代商會的發源地，早在16世紀便確立了有組織的商會制度，後來傳到西歐各國。接著東方的日本也於1878在東京成立商會。商會最初是商賈們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和促進商業發展而自發組成的，經過發展後，才得到本國政府的認可和扶持，並在其監督和保護之下，組織體系日臻完善。西方殖民勢力向外擴張時，也把商會組織帶到了他國。
英國人在廣州建立商會可追朔到鴉片戰爭前的1834年，時隔兩年各國商人又在中國聯合組建了第一個洋商總會，力保自身利益。鴉片戰爭後更多的外商來到中國，他們設立商會，依靠本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商界交涉，壟斷貿易，打壓中國商人。這種憑藉軟實力進行的經濟戰，不像真槍實炮的兵戰，是一種不易為人察覺的侵略手段。
因此，當時中國一些能夠開眼看世界的政治家，例如林則徐、李鴻章、曾國藩等面對西力東侵，認為首當其衝的威脅是堅船利炮。因此18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主導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起初僅聚焦於發展軍事工業而追求「自強」。不過，這未能阻擋西方經濟勢力在中國的迅速發展與中國的衰落。中國的一些政治家與精英分子進一步認識到強大的國防是以國家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要自強必先求富。要求富，則需要發展工商業，需要與洋商進行「商戰」。他們的思想和觀點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一定影響，實業救國論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論調，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與同業公會在清末開始出現，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趨於瓦解。
「士農工商」的秩序結構和「農本商末」的觀念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調，封建統治者的抑商政策和社會的賤商習俗，使得工商業者社會地位低下。清末隨著重商之風漸盛，商人能夠捐納買官取得功名虛銜，在形式上躋身於「紳」之列。一直受鄙視的「奸商」成為令人仰慕的「紳商」。
甲午戰爭後，中國朝野上下振興實業以保利權的呼聲四起，「重商」觀念顯著提高。1903年9月清政府創設「商部」，掌管通商及運輸等事務部門，1906年11月商部併入工部，改稱「農工商部」，統轄農工商實業。
商部的宗旨：整頓商務、講求商學、聯絡商界、和協商情、啟發商智與振興商利。要達到以上目標就需要得到商界的通力合作。清政府早已注意到洋商會在向中國經濟擴張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雖說中國封建經濟中早已出現了為商人爭取利益的公會、行會或公所等業緣互助會，但在甲午戰爭前，這此組織基本由舊式商鋪、手工作坊、小商販等組成，主要協調同業關係，與西方商會相比，缺乏對整個商界的領導力量，與政府的關係也不密切。
清政府決定推動建立新式商會，於是在商部建立的翌年頒行商會章程，規定所有商業公所改稱「商會」。此前上海的官員和商人成立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因此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該商會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商會，為中國商界樹立了榜樣。
商部十分支持商會的發展，也重視對商會的掌控。商會總理由政府委派，受制於政府的總理自然就成了其「線人」。而商會不但管理企業，還興學堂、辦雜誌、參與社會管理、幫助政府收稅，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政府的替身。例如：合同、貸款、地契等所有商業文件由商會蓋章後，均被視為獲得官方承認的憑證。因此，商會既是政府有效控制商人的組織，也是實現政府與商家之間相互聯繫的重要「橋樑」。在政府推動下，中國各地紛紛建立商會，1911年清政府垮台前，全中國已有九百多個商會。
清政府與海外華商
與此同時，清政府也認識到海外華僑的重要性，開始改變態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與百日維新失敗逃到海外的康有為等人，都極力爭取華僑，尤其是其中的實業人士支持，海外成為革命黨與保皇黨反政府的重要基地。對此，清政府不得不多方籠絡華僑，孤立反政府人士，博取僑民對朝廷的效忠。二是清政府在內憂外患重壓下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開始關注海外「富源」華商，試圖挖掘僑民巨大的經濟潛力。
作為爭取華僑的舉措，清政府多次派遣使節團到海外訪問，與華僑聯絡感情，試圖通過親善活動，向華僑宣傳政府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招商引資，籌集海防，號召賑捐等，同時達到排擠反政府勢力的目的。清政府在海外的外交機構也將護僑視為主要工作之一，積極關心其福祉，保護其利益。華僑在清朝外交官眼中從「判民」轉變為「赤子」。
不過，僅僅靠使節團與駐外機構做華僑的工作效果有限。要加強海內外聯絡與信息交流，傳達朝廷的政策與恩惠，鼓勵華僑向國內輸送建設資金，爭取富裕僑民的支持，只有利用僑社中具有影響力的組織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於是，清政府想在海外僑商中「推銷」在國內獲得成功的「商會」模式。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清政府的關係
早在19世紀中葉，本地已經出現行會等組織。如戲班的「梨園堂」、粵幫木匠的「北城行」、建築業的「魯北行」等。但這些華社與清政府毫無關係，並且在很多方面有別於中國的行會。因此，清政府需要一位既親朝廷又能獲當地商人信任的領袖出面成就此事，時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張弼士成了不二人選。張弼士奉命南來，先在檳榔嶼建立商會，因為那裡有他的親朋戚友，也是他在東南亞的事業根據地，但進展有限。
張弼士於是來到新加坡倡導建立商會，並且率先捐獻創立資金3000元叻幣。其倡議得到本地僑領吳壽珍等積極響應，1906年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順利創立。
張弼士可謂得天時地利，主要因素有：一，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促進了本地國際貿易不斷增長。新加坡華商意識到需要建立一個華人商會來全面整頓商務、聯絡商界、啟發商智、振興商利等，保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二，19世紀末華社針對殖民政府的商業破產修正法令展開辯論，著名商人佘連城等試圖設立「華商公所」保護華人利益，但未能如願，張弼士來創辦商會時此事又被提上議事日程。三，正逢本地潮州社群內部發生分裂，部分富裕而有影響力的成員想靠建立商會開拓另一個陽光道。四，本地華商的社會地位往往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承認。商會則是以清政府為靠山的，這對於本來就具有濃烈中國情懷的華商而言，自然願意靠向這種非正式的政治權力。
清政府的海外准派出機關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華商文化館」常設展覽的文物中，展有《商部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立案事致外務部咨文》與《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設立商會的咨文》，彌足珍貴。據此可知張弼士等籌建商會的大致情況。
▲《商部為奉旨准予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立案事致外務部咨文》（華商文化館）
▲《商部同意在新加坡設立商會的咨文》（華商文化館）
清廷的批准形式是賜授「關防」給商會。所謂「關防」，乃長方形印信。像其他中國各地的商會一樣，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中國官方的來往書信，必須蓋上「關防」才能生效。中華總商會的籌建源自清政府授意，被賜授的「關防」則意味著其最高權力來自清政府。這一權力的象徵不言而喻加強了商會在華社的地位。
▲清廷賜授的「關防」（華商文化館）
1906年8月14日，清廷頒發的「關防」抵達新加坡。兩天後商會舉行了隆重的啟用「關防」大典，商會總理、協理和議員們都盛裝參加。大典的最高潮是與會者朝著「闕」（泛指宮殿或帝王的住所）字行大禮。
據史料記載，當年這個「闕」字是寫在一面大玻璃鏡上，置於堂北桌子中央，商會人員是穿清朝袍服，戴頂帶花翎，行三跪九叩大禮，向皇上和皇太后表示忠誠和感恩。通過此儀式，商會名正言順地成了清朝商部領導下的一個部門，而商會的領導層自然也象徵性地成為清政府某個階級的官員。這亦符合僑商們的意願：擺脫四民之末，擁有紳商的社會地位。
中華總商會依附中國政權主導者的這種格局，不僅出現於成立之初，伴隨著中國政治的跌宕起伏而時強時弱，直到二戰爆發為止。宋旺相在《百年華人史》寫道：「某些歐洲人有把中華商務總會當成是中國政府辦事處的看法。我們相信商會在北京註冊是引起歐洲人作出這種臆斷的主要原因。事實上，中華商務總會純粹是本地的一個商業團體，它完全致力於增進其會員的利益和整個商會的發展。它根本沒有政治上的關係。由於必須給予它的會員在中國居留時得到各方面的保護，它請求中國政府予以承認，這就是它和中國政府的全部關係。」
文中提到的「保護」，指中國政府給回國經商、探親的會員頒發「商照」而提供的相關保障等。這對會員來說極其重要，也勢必決定了商會的政治態度。因此，雖說商會和政治無關，純粹以商為基調，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其在政治傾向、意識和效忠對象上似乎有一些明顯的色彩。例如，商會要員從第一屆到1912年的第七屆都在就職儀式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直到民國二年即1913年第八屆才改用鞠躬禮。還有，商會成立之初，每逢慈禧太后與光緒的誕辰，必登報通知本地華商在當日高懸黃龍旗，張燈結彩以示慶祝。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緒駕崩，商會則致電北京農工商部弔唁，謂「兩宮宴駕，僑民同悲」，同時特別通報本地商界學界，促令停市停課以表致哀。一些華族商鋪響應，但同盟會人士的商店不僅照常營業，還大肆慶祝。保皇黨人士對此十分憤怒，擊破其商鋪及其玻璃門。據載，當日警察及時出面阻止革命黨人燃燈結彩，才消除了保皇黨人暴動的可能性。
上述衝突也充分暴露了華商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據說此事件打擊了革命黨在本地的實力與聲望，同一年同盟會將設在新加坡的總會遷移至檳城，此事件也許是導致搬遷的原因之一，不過亦為同盟會員另設爐灶建立商會留下了伏筆。
改朝換代下的新舊商會
1911年滿清的沒落，提高了革命黨人在南洋各地的威信，也給支持革命黨的華商創辦新商會帶來了信心。
據1979年《星洲日報》一文稱：1912年1月孫中山宣誓擔任臨時大總統的同時，新加坡華商在張永福等革命黨人的倡議下召開商會大會，張等希望議決全埠華人慶祝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有人指責張永福等擅自發傳單召集此會，認為「無有公開與合法之名目」，還有人強調商會職權有限，不能隨時升旗慶祝共和成立，「蓋滿清政府未倒，若一懸旗，外人必干涉也」。結果在座兩百餘人互相辯論，秩序大亂，會議不了了之。在此期間商會仍懸掛象徵清政府的黃龍旗。
革命派當然對此不滿，決定另起爐灶，1912年3月22日向英殖民政府註冊，創辦了新商會即「華僑總商會」，以此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與經濟利益。新商會公舉陳楚楠為代表赴北京向袁世凱政權申請立案，4月獲得批准，成為一個公開合法的商業團體，史稱「新商會」。與之相對的中華商務總會則被稱為「舊商會」。
新商會一建立就舉行「華僑愛國捐」，舊商會也舉辦了「中華國民捐」。兩者目的皆是幫助北京政府解決財政危機，屬於和平競爭。新加坡一下子出現兩個同類組織，估計一些華商也無所適從，據說新舊商會同年7月有過3次合併談判，均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