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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9日 • 1萬次閱讀

「老舍通過創作一本小說，在新加坡寫的《小坡的生日》，糾正白人筆下的他者的世界。他後來說，現在我已經不再被康拉德的方法迷惑住了，其實還是有，《駱駝祥子》里就有。」

老舍1946年12月攝於紐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點經驗——老舍的後殖民文學理論與文本，其中會談到他的兩部作品，一部是在新加坡寫的《小坡的生日》，另外一部是回國以後才寫的比較長的小說《駱駝祥子》。《駱駝祥子》跟老舍到海外、到倫敦、到新加坡的經驗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只是他非常技巧性地隱藏在他小說的結構裡面。

歐洲殖民與帝國主義是通過很多的手段如軍事、商業來進行的。像東印度公司表面上是一個貿易公司，實際是殖民地政府的一個代表。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發展擴大，有時候是明目張膽地侵略，有時候則會用文化霸權的手段來影響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生活過的人常常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但等到殖民統治結束後，「後殖民」文學開始興起。現在大家常常聽到的「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其中一個含義就是他們覺得很多事情不應該這樣，不應該說我們本地人是低等的，於是要推翻，要重新建構我們的尊嚴、我們的文化。

在帝國主義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衝突之間，我們解構了很多東西，也重建了很多我們的論述。像過去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小說很差，只有詩的成就高；但今天單單《紅樓夢》，就被公認為一部相當傑出的作品，不管從藝術的手法、文化的深度、對人性的認識……像這樣的一些判斷已經慢慢被國際漢學界接受了。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解構了很多以西方為中心的優勢的文化論。

後來我們才用這種方式解構了尤其是以東方主義為中心的這種西方優勢的文化論。他們的東方主義表現在，看到中國女性時想起來的一定是蘇絲黃，看到越南的女孩子一定是西貢小姐。通俗文學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都要宣讀一些後殖民的理論。我自己比較受影響的是亞太地區尤其是紐西蘭、澳洲還有南非一批學者所寫的書，美國學者的書對我是比較泛泛的滋潤，因為他們沒有舉亞洲太平洋的例子。

奈及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1975年在波士頓做過一次很有名的演講，他說西方很多名著如康拉德《黑暗的心》是非常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作品。黑人在裡面永遠是森林裡一團黑的影子。他說大英國協的國家像南非、新加坡、印度，都應該把《黑暗的心》從教科書里刪除。後殖民理論的論述多是從他這裡開始。但我後來研究老舍，發現老捨實際上比他更早地涉及後殖民論述。老舍《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和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得》《我怎樣寫短篇小說》《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我怎樣寫駱駝祥子》這些文章里都有很多非常超前的見解。可惜做東西方研究的人都不太了解老舍的理論，大家只知道非洲的阿契貝。

欽努阿·阿契貝

老舍說，歐洲自我中心的、東方主義的書寫，使他大為不安。他很崇拜康拉德，但他說康拉德小說里的東方人永遠是配角，當然老舍認為裡面有很多技巧上的創新，使得他想要重新寫小說。我們知道，到倫敦之前，老舍沒有寫過長篇小說，去了之後，他寫了兩部，不過當時他的學養還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傳統。到他在倫敦寫第三部小說《二馬》的時候，才完全改變了技巧。

老舍決定書寫華人開拓南洋的故事，於是坐船去新加坡。雖然他在文章里開玩笑說，當時他回國的錢不夠，只能買半程票，到新加坡上岸，去教書賺點錢，再買另外半程票，回中國。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不過從寫作的角度出發，他覺得新加坡是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一個社會，應該去看一看。老舍當時是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那裡有很多新加坡人，所以我想他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新加坡的聯絡網。

這批新加坡人確實經過殖民文化的洗腦，但當殖民時期快要結束之前，他們已經開始醒悟了，要重新詮釋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土地。所以這部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小說很有意義。所以我今天來稍微談一談《小坡的生日》。老舍有幾篇文章都談到說，他承認是因為康拉德的小說寫得這麼好，他才想去南洋，尤其是新馬、婆羅洲，以及現在的沙巴和沙撈越，他覺得：如果我去一趟，我一樣可以寫出這很棒的小說。

1929年10月，老舍來到新加坡的華僑中學，一直到今天這還是新加坡的一所名校。他在那裡教書的時間半年還不到，5個多月。當時《小坡的生日》還沒有完成，寫了4萬字。1930年的2月回到上海，住在鄭振鐸的家又寫了2萬字，才把它寫完。

他說教書很忙，沒有機會進入更遙遠的馬來西亞，或者是沙撈越沙巴婆羅洲，所以他只好寫一個小小的南洋。小小的南洋，就是新加坡的一個植物園。現在我們去新加坡旅行，也都會去新加坡植物園看，世界上只有兩個國際性的大城市只要走路5分鐘，就能夠走入原始森林。

老舍就用了這樣一個背景來寫《小坡的生日》。寫之前，已經跟康拉德學到了一些招數。他形容之前寫《老張的哲學》，基本上就像買了照相機，把記憶中的東西拍下來，非常寫實。他說這個不好，他看了康拉德，覺得好的小說不是這樣寫的。這裡又要說回他在倫敦寫的第三部小說《二馬》，老舍到晚年還是很滿意這部作品。他曾說在寫的時候已經讀過許多小說，所以這本書的結構描寫都長進了，文字上也有了進步，不再藉助於文言，完全用白話寫。

《小坡的生日》（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具體在技法上，他說康拉德的小說很多都用倒敘，譬如《黑暗的心》一開始是水手在倫敦河口的船上對話，後來整部小說就慢慢回溯他們到非洲的經驗，其實他們當時不是從倫敦出發，是從比利時出發的。比利時是歐洲最早開發非洲的國家，打著「用文明去解救非洲」的口號，後來整個西方就跟著進入了非洲，而所謂解救非洲，實際上就是去剝削非洲、統治非洲。

現在看歷史書都是這樣詮釋的，所以你看康拉德很厲害，他的倒敘不是隨著時間的先後，也不是一個人在講話，我們讀的時候常常要小心，因為常常不曉得是誰在講話。有時候是作者，有時候是小說的主要敘述者馬洛，有時候是小說中另一個人物庫爾茨。為什麼弄得那麼複雜？康拉德說，進入非洲森林，密密麻麻的，常常會失去方向——我的語言就是非洲的森林，我的英文就是這樣。康拉德是波蘭人，30歲才開始學英文，他是個天才，現在大家都承認他改變了英文的文學，讓英國的英文又進入另外一種境界。

我們來看看老舍原話是這麼說的：

可是康拉得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經想從這位詩人偷學一些招數。在我寫《二馬》以前，我讀了他幾篇小說。他的結構方法迷惑住了我，我也想試用他的方法。這在《二馬》里留下一點——只是那麼一點——痕跡。我把故事的尾巴擺在第一頁，而後倒退著敘說。我只學了這麼一點；在倒退著敘述的部分里，我沒敢再試用那忽前忽後的辦法。

——他是很坦白的。他在結構上學，而主旨有了更進一步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他在《二馬》中把中國人與英國人放成同等重要的角色，比較中英國民性格的不同。父親老馬是教會帶去英國的，英國人認為中國人只會賣古董，也就是賣自己祖宗的遺產，而不會創新，瞧他不起。兒子馬威，對中國很失望，到了倫敦，想要追求一個英國女孩子瑪麗，她很美麗，但到最後他發現這個美麗又使他失望，因為她非常驕傲，西方文化的優越感都在這個女孩子身上。

《二馬》其實是世界華文文學裡面最早的後殖民主題的小說。康拉德小說里的白人進入原始森林，常常就認為自己是原住民的解救者，但是到最後他們在精神、道德各方面都墮落了，做出很壞的事情。老舍在《二馬》里則讓我們看到白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也一樣道德敗壞。他說你們不見得是到了亞洲、非洲才敗壞，在英國也是一樣的。所以從這一點上，他是顛覆了東方主義的敘述。

1923年，康拉德乘坐托斯卡尼亞號前往美國

我發現老舍真的是很聰明，他對世界很了解。老舍是這麼看康拉德小說里的思想的，他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里說：

離開歐洲，兩件事決定了我的去處：第一，錢只夠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於是我就坐了三等艙到新加坡下船。為什麼我想看看南洋呢？因為想找寫小說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說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麼民族高下的偏見沒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東方人是些配角，有時候只在那兒作點綴，以便增多一些顏色——景物的斑斕還不夠，他還要各色的臉與服裝，作成個「花花世界」。我也想寫這樣的小說，可是以中國人為主角，康拉德有時候把南洋寫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

所以接下來他說，開拓南洋都是華人的功勞，於是他想寫一個大部頭的小說來表現南洋的華人，可惜沒有完成。他那時候走得這麼遠，認為寫小說實際上是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重大任務。他寫作不是單單追求小說藝術，而是要寫華人的本土意識。

老舍特彆強調說，通過中國人的眼睛來表現亞洲人的南洋，他的所謂眼睛用學術的語言就是「point of view」（視角）。有了康拉德的小說之後，西方人的小說理論就多了一個論點——「point of view」。你是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還是第一人稱既是敘述者也是經驗者，或與第三人稱交叉，變成研究一部小說很重要的一個切入點。很多藝術的關鍵，就在它的視角。

他是這麼說的：

我要寫的恰與此相反，事實在那兒擺著呢：南洋的開發設若沒有中國人行麼？中國人能忍受最大的苦處，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據的荒林被中國人剷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中國人不怕死，因為他曉得怎樣應付環境，怎樣活著。中國人不悲觀，因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氣。

大概他在新加坡的時候已經很了解南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了。他的感受力很快、很深，這就是我佩服老舍的地方，雖然他是北方去的。老舍在這裡表現出相當強烈的民族意識，你如果研究後殖民理論，就會發現民族意識是反抗殖民地的一個最重要的基地，沒有這個基地，就不會這樣去顛覆殖民主義的優越感。

華僑中學是當時最多愛國年輕人讀書的地方，這些年輕人雖然是初中生高中生，但是他們對社會有很強的感應。如五四運動在中國爆發，新加坡年輕人一個月後也一樣走上街頭。華僑中學學生的積極參與，都是有圖片為證的。親身感受到殖民主義的痛苦，才會拿出民族崇拜這樣的語言來使用。華僑中學的很多老師也因為參與反殖民活動被遣送回國，如杜運燮。一般我們研究新馬的反殖民，很多問題都跟華僑中學有關，後來組成新加坡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線的，幾乎都曾是華僑中學的學生。如差一點推翻李光耀的林清祥，就是華僑中學的學生領袖。這是一家很特別的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