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步解決巨大的住房需求之後新加坡政府接下來就開始注重房屋的舒適度和高質量。此後建設的組屋面積逐漸擴大：兩室一廳、三室一廳、四室一廳的戶型都有。新加坡女皇鎮的摩天組屋項目杜生莊甚至令外國網友驚嘆：這竟是便宜到不可思議的組屋？看上去就像是豪華公寓啊！高達47層的杜生莊組屋建設有12個空中花園。組屋中還建設有歷史走廊，牆壁上有精美的歷史壁畫，可以供孩子們隨時欣賞學習。
組屋社區的配套設施十分完善：除了大型商場和醫院、學校之外組屋的底層有專門的社區客廳，可以給老人和孩子提供專門的休閒娛樂場所。如此精緻的組屋在價格上竟比市場價低至少50%。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民眾購買房屋的首選當然是物美價廉的組屋。迄今為止超過80%的新加坡公民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組房中，其餘20%的居民則住在有地房地產以及私人公寓，全國居民住房擁有率達到90.5%。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人均壽命也達到了82.5歲，15歲以上公民的識字率達到了96.7%。新加坡全國平均每一萬人有醫生23人，共有病床1.2萬張。每千人擁有私家車110輛，手機滲透率達到148%，家庭電腦擁有率81%，上網率77.7%。從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就開始推行醫療儲蓄計劃：規定每個職工把月薪的6%－8%存入銀行，設立個人醫療儲蓄戶頭。這一計劃為每個居民預備了一筆即時支付費用。
然而這並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醫療開支，所以貧困家庭可免交醫藥費或享受政府其他的醫藥補貼。病人住政府辦的C級醫院只需交15%的醫藥費就行了，完全無支付能力的窮人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或全免。60歲以上的老人在公立醫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門診費和藥費。早在新加坡正式獨立之前的1959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就對諸如色情業等社會公害進行了整治。
在整治過程中李光耀及其追隨者很快發現了困擾新加坡的癥結所在——法治意識的欠缺：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在當時和舊中國一樣是一個人情社會而非法治社會，特權階層形成了官官相護的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種黑道組織紛紛通過向官員行賄的方式取得政治保護傘，黑幫和官場之間錯綜複雜的人情關係導致每次打擊都像颳風一樣，只要風頭一過就虎頭蛇尾了。
李光耀下決心將新加坡的發展寄托在法律制度的規範之上，嚴格杜絕一切私人請託行為。要維護法律的公平就要求執法者自己必須保持高度的廉潔奉公。李光耀在上台執政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向自己的所有內閣成員發出警告說：「我不敢說今天的內閣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帶領新加坡人民取得輝煌的成績，但我要求各位必須做到廉潔、公正、民主。如果誰在這方面出任何問題，那麼政府是不能寬恕他的……」
李光耀不僅要求自己的內閣成員廉潔奉公，同時也對自己的家人進行了嚴格要求。李光耀就任新加坡總理後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邊告訴他們：從今以後他們不該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顧，他們該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親李進坤腦海里還是傳統的人情社會那一套——在他看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李光耀卻不因為自己成為了一國領袖就讓自己的家人獲得哪怕一丁點特權。
李光耀執政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貪污法令並根據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貪污調查局。1960年春節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詞時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沒人可超越法律之上」。新加坡的法律甚至達到了嚴苛的程度，連李光耀自己也聲稱：「新加坡的法律在開始時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但我們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們很快成為法律社會的典型」。
李光耀要求自己和自己的政府為人民做出表率：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一名受僱的會計師因為做假帳被判6年徒刑。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作為他的內閣中最得力的幹將的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被國家貪污調查局發現有經濟問題。儘管李光耀同鄭章遠有幾十年的私交，儘管李光耀無比欣賞鄭章遠的實幹才能，儘管新加坡需要這樣的實幹家，但鄭章遠觸犯了法律是不爭的事實。
李光耀決定以鐵腕手段維護法律的尊嚴。得知自己求生無望的鄭章遠不願站上審判台而使自己一生榮譽毀於一旦，所以他最終選擇以自殺逃避被審判的命運。在他最後給李光耀的信中寫道：「對於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我應該負全部責任。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東方紳士，我應該為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最嚴厲的懲罰……」接到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聲痛哭，然而他並不為自己鐵腕護法的行為感到後悔。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為侵犯人權的落後制度，但由於新加坡議會始終堅持保留這一刑罰，因此無論是誰如果被法庭判決鞭刑即使他願意多賠錢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於鞭刑。1993年一名18歲的美國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親自向新加坡求情。這時不再擔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仍對新加坡保持著巨大影響力，他堅持認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
經過數十年持續不斷的努力之後在2010年「透明國際」發布的世界清廉指數排名中新加坡、丹麥和紐西蘭三國並列第一。如果說清廉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大特徵，那麼新加坡政府的另一大特徵就是高效。20世紀70年代處於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萬戶居民的糞便、生活污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被稱為「花園城市」的新加坡卻是一片髒亂差的景象。
李光耀為把新加坡打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花園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計劃」和「城市花園行動」。身為總理的李光耀身體力行在新加坡的許多公園裡親手植樹。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萬株樹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亞洲四小龍第一，甚至還超過日本而名列亞洲已開發國家第一，然而新加坡並沒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損害自然環境。國土面積狹小的新加坡始終堅持保留10%的土地用來建造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還規定了人均8平米的綠化指標。有「新加坡規劃之父」之稱的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前局長劉太格認為：城市規劃需要考慮自然環境、城市歷史和城市定位三個關鍵因素。每個城市的自然環境都是獨一無二的，不能隨意更改和破壞。比如海邊的大樓高度需要嚴格控制，一般會比較矮，樓盤從海邊往內陸依次長高。這樣就能讓更多區域的居民欣賞到海景，而不至於被濱海大樓獨占。
新加坡西面為馬六甲海峽，南邊是新加坡海峽，所以新加坡將西南面規劃為港口區，在港口區內設有大量臨港倉庫。新加坡通過建設新鎮來避免人口密集容易帶來的大城市病。在新加坡最早的新鎮之一大巴窯不僅建有多棟住宅樓，還擁有餐飲區、商業區、銀行、醫院、交通換乘站等完備的配套設施。居民絕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以在這裡得到滿足，甚至連辦理購房貸款之類的業務也能就地解決。
這樣的布局既方便了居民，又可最大限度避免交通擁堵。這樣的新鎮在新加坡有20多個。多個功能完善的新鎮加上便捷的交通系統以及高度遵紀守法的社會共識使新加坡在「治堵」上給大城市做出了範例。進入21世紀後新加坡政府認為綠化程度還不夠。新加坡政府的規劃理念是必須做到讓民眾「開門見綠」，所以只有地面綠化是遠遠不夠的，於是新加坡政府進而提出了「垂直綠化」的概念。
新加坡政府用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開發商和建設商在大廈的垂直牆面上種植密集的綠色植物。新加坡國家公園局還設立了「花園城市基金」用於公園建設或垂直綠化項目。新加坡的城市綠化工作是政府號召倡議，與此同時也是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所有居民都會參與一年一度的植樹活動。新加坡還格外重視對城市歷史的保護，從而得以較好保留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蘊。
新加坡儘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然而卻頗為注重對歷史遺蹟的保護。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前局長劉太格曾說過：「每個城市都要有它的紫禁城」。這一觀點道出了新加坡對城市歷史的敬畏感。如今高速發展的新加坡仍保留了約7000棟老房子。這其中既有政府建築樓，也有民間住宅樓和商業樓，都是上世紀具有各地風格的建築。每棟老房子都有一段歷史，新加坡正是藉此留住了自己的歷史記憶並將其傳承和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