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福利住房能否跟上時代的變化？
"當時很自由，可以漫步在廣闊的土地上。"侯順發（Chuck Hio Soon Huat，音譯）說。他坐在桌旁喝著咖啡："我們自己做玩具，爬樹，在河裡走，打鳥，摘水果。"
侯順發和他的朋友兼前同事林振喜（Lam Chun See，音譯）一起回憶過去。他們聊天的美食廣場在設計上和新加坡眾多的熟食中心差不多，但更有人情味，開在現代的購物廣場裡，彩色遮陽篷已經褪了色。
他們記憶中的新加坡，與這個以乾淨街道、時尚建築和高端商場聞名的當代城邦完全不同。
他們聊起在甘榜（kampong，又名kampung）長大的經歷，這種傳統村落里都是鋅頂木屋，大多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
如今，甘榜在新加坡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摩天大樓，也是全球最雄心勃勃，也是最成功的公共住房項目之一。是什麼推動了它，對歷代新加坡人而言項目怎麼樣？
"少說話，多做事"
1920年，英國人最先開始建造公共房屋。但新加坡傳統文化學會的韓明光（Han Ming Guang，音譯）說，真正的變化是在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之後。
"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希望將新加坡現代化，因此有必要重新開發一些重要地區，並將人們安置在遠離城市的地方，" 他說。
1961年甘榜的一場大火導致數千人無家可歸，政府對骯髒擁擠的生活條件愈發擔憂，加速了公共房屋項目。
1960年，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成立，並在三年內興建了31,000多套組屋。在"少說話，多做事"這一雄心勃勃的口號之下，成千上萬的人從甘榜搬進了組屋，但民眾反響不一。
"有些人很高興，"韓明光說。"這些人過去的生活空間狹小，或是要跟別人合住，沒有電，也沒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搬進組屋對他們來說是天賜良機。"
但另一些人則不滿強制搬遷。"他們把我們趕了出去，"66歲的林振喜說。他把在甘榜的日子寫成了博客，名為《早上好，昨天》（Good Morning Yesterday）。"他們搶奪了我們的土地。"
林振喜指的是1965年新加坡獨立一年後生效的《土地徵用法》。這部法令是有爭議的，但時任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認為勢在必行。它使政府能夠以低廉成本獲得土地用於住房項目，並將人們遷出擁擠的市中心。
"《土地徵用法》的基本理念是，我們應該為國家的利益做出犧牲，"林振喜說，"但如果我（政府）拿走你的土地，就意味著命令你做出犧牲，這不公平。"
侯順發當時的心情則不一樣。"我一點兒也不難過，也許那會兒太年輕了。我覺得搬到組屋更好，因為更加乾淨便捷。"
組屋最初只供出租，但在李光耀的推動下，居者有其屋很快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他認為這有助於國家穩定。
經過幾十年的密集建設，現在新加坡的23個城鎮共有100多萬套組屋。1960年，只有9%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如今接近80%，超過90%的組屋居民買下了房子。
有訂單才會建新房，售價均低於市場價格，但要等上至少3、4年才能入住，不過低收入家庭也可以獲得大量租房補貼。最新數據顯示，組屋數量占新加坡住房總量的73%。
未來的路已被設定？
阿薩里（Safura Ashari）是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八年前離婚後入行，專幫客戶尋找組屋。
她今年40歲，住在新加坡東部巴西立地區的組屋。道路兩邊是一座座整齊劃一的高樓大廈，還有熙熙攘攘的美食廣場、商店、診所、寵物醫院和雜貨店。儘管下著雨，外面仍然有很多居民，很有生活氣息。
阿薩里說這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社區。"我不鎖門，我想要認識鄰居們，" 她說。"我那一層有印度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我是馬來人。我們所有節日都慶祝——開齋節、聖誕節、排燈節。"
種族的多樣性並非巧合，每一棟公共住房都必須嚴格按照配額分給不同種族的人。新加坡政府1989年開始實施種族融合政策，旨在維持組屋內種族混合，李光耀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社區"分裂和彼此疏遠"。
對於阿薩里這樣的房地產經紀人來說，可能會很麻煩。"我有一單交易的房子賣了兩年。馬來人的配額已經滿了，而且賣家是個中國人，所以只能賣給中國人。"
種族配額只是影響獲得組屋的因素之一。新建的組屋只提供給已婚人士，單身人士必須等到35歲才可以買，而且即使到了35歲，也只能買更貴的二手房，不能買新房。
新加坡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的執行理事林女士（Corinna Lim）表示，離婚人士也面臨難題——將婚姻期間的住房出售後30個月內不能租住組屋，他們只能去更昂貴的公開市場找房子。她補充說，未婚母親也只有在年滿35歲後才可以購買組屋，因為她們不被視為"家庭核心"。
這麼做的理由是，住房政策寬鬆可能會鼓勵離婚和非傳統的家庭結構，但林女士說，沒有"實質性證據"表明，放寬政策會令離婚率上升。
"現實情況是，不管社會和政策環境如何，總有離了婚的父母和未婚母親需要穩定的住房，" 她說。
史蒂芬（Steph，化名）17歲就有了女兒，說她和其他家庭一樣需要一個像樣的家。"家庭有不同的形態和形式，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沒結婚並不會削弱我身為母親或者新加坡人的角色。"
現年43歲的楊先生（Raymond Yeo）在所要求的35歲時買了第一套房子，當時他還是單身。現在他已經結婚，想要換套更好的，他對這套體系愛恨參半。他欣賞原本的理念，但覺得一些購買標準需要重新審視。
"政府把它鋪設的道路指給你看，你不走就無路可走。如果你想擁有自己的房子，就會想著結婚，但願能買到，"他說。"我覺得年輕一代別無選擇，只能沿著為他們規劃的道路走下去。"
儘管阿薩里在生活中經歷過不少挫折，但卻不這麼看，她對組屋體系仍持樂觀態度。她表示："不管我的客戶是什麼情況，都不會無家可歸，"她還說，都多人都會向建屋發展局提出訴求並找到解決辦法。
讓擁有住房成為現實主要得益於一些補貼措施，比如與父母住得近能得到補助，另外還有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是一種儲蓄基金，每位工作的新加坡人都必須繳納。另外對組屋的出售和出租都有嚴格規定。
但阿薩里發現，客戶的態度多年來也有變化。"較為保守的人只是想有個棲身之所，但也有人想在好地段擁有一套好的組屋。他們說：'我打算在那裡住五年（法律規定至少自住五年），然後把它租出去，（在公開市場上）再買一處私人房產。'"
讓社區相聯
53歲的譚進夢（Tan Jin Meng，音譯）擁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公共政策碩士學位，他對新加坡住房政策的審視更為全面。關於新加坡不平等問題的辯論日益激烈，他指出，提供公共住房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福利"。
但是他說，住房已經成了一種政治工具——是新加坡人和政府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政府有義務繼續為人民提供住房。"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政府現在是'負責任的'，不能在不付出（政治）成本的情況下削減福利。"
他也對未來感到擔憂。他擔心一些人在住房上投入過多，導致退休儲蓄所剩無幾。他還認為，儘管組屋住宅區旨在鼓勵鄰里關係，但老年人正越來越孤獨。
阿薩里說她選擇住在巴西立地區是因為這裡有花園、健身區、籃球場、四個操場，還有尊巴舞和羽毛球等活動。這樣的設計特色鼓勵人們走到一起，但譚進夢認為，年輕一代的心態不同了，甘榜精神正在消亡。
"我們不是特別喜歡社交的民族，"他說。"我們傾向於自我封閉，所以政府非常關注民眾與外界的接觸情況，讓他們參與活動。"
譚進夢還認為，未來的幾代人比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孩子更少，可能對住房有不同要求。
所有組屋都有99年的租期，可能會讓大家不滿。一旦到期，政府可以將房屋收回。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第一批租約到期後會發生什麼是一個熱議話題。
人們常說，在新加坡，求婚時問的不是"你願意嫁給我嗎？"而是"想一起有套房嗎？"
29歲的胡女士（Angela Oh）在2012年和現在的丈夫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新組屋，今年才搬進來。政策允許戀人先登記上名字，但必須在新公寓建成前結婚。
她表示:"按訂單建造的組屋工期太長，真的會破壞求婚的快樂，"因為婚姻變得實際。如果你在等房期間分手，錢有損失，而且一年內不能再申請組屋。
胡女士在組屋長大，她說她和丈夫"樂意永遠把這間公寓當成自己的家"。但她也說，她這一代的想法與父輩不同。
"我們的父母可能認為，一套組屋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她說。"我們這代人考慮的不僅僅是有個棲身之所……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新定義了我們對家，以及家在哪裡的看法。"
對於像林振喜和侯順發這樣的前甘榜居民來說，過去總是有吸引力的。
"大自然就在門階前，"林振喜說。"在這裡，門階是什麼？組屋裡就沒有門階！"他笑著說。"但錯不在組屋，這是城市化的問題。"
侯順發點了點頭。"這是進步的代價，"他說。"但我很高興能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