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浚鑫 , 陳可揚
新加坡政治領導換班課題，上個月底在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中再次被放到聚光燈下，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迪舒沙呼籲第四代領導團隊儘快選出下一任領軍人物。他也引述了薩稀賈古瑪博士的新書《人民行動黨歷史——1985年至2021年》（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1985-2021），來凸顯領導更新的重要。
新加坡兩位總理吳作棟和李顯龍都在「群英會」上獲同儕推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領導更替過程是否就如此直截了當，背後有沒有大家所不知道的細節？
本報梳理出《人民行動黨歷史》一書中，有關新加坡歷史上兩次政治領導交替的資料，了解交棒過程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現任總理李顯龍（中）1984年踏入政壇，並在原德義區獲得超過八成的選票。（檔案照片）
1984年全國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大跌12.9個百分點。正是這樣的選舉結果，讓建國總理李光耀確信，選定接班人的工作刻不容緩。選舉結束到新內閣公布之間的一周左右，就是決定新加坡第二代領導人的關鍵一周。
從大選投票日到新內閣12月31日正式宣布，僅九天。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2012年接受《人民行動黨歷史》作者薩稀賈古瑪（Shashi Jayakumar）博士訪問時說，當時一些人，包括資深黨員認為，有必要檢討行動黨為何流失選票，應推遲將領導棒子交給新領導人。
但李光耀認為，基層情況在改變，當時的副總理吳慶瑞已退下，行動黨的自我更新更是勢在必行。他催促第二代領導班子要趕緊選出領軍人，並表示不論他們選擇誰，他都會接受。
除了觀察年輕領導人擔任部長和其他職務期間的表現，李光耀在1970年代後期也常與他們共進午餐，例如行動黨兩位組織秘書吳作棟和林子安、較少參與黨事務的陳慶炎博士，偶爾也包括丹那巴南。
李光耀也很有興趣知道年輕部長對彼此的看法。吳作棟回憶說，李光耀會要求年輕部長在紙上寫下其他部長在他們心目中的排位。
儘管李光耀屬意的人選是陳慶炎，但他堅信不能自己指定接班人。因此，李光耀決定在1984年底，讓年輕部長自己選出同儕之首，他不會加以干涉。根據陳慶炎的記憶，年輕部長們在行動黨總部討論了大約10天沒有結論。
12月30日，年輕部長們到陳慶炎家中召開會議繼續討論誰出任第一副總理，也就是新團隊的領軍人。
那天會議，吳作棟因出席另一個會議而遲到。會議開始不久，陳慶炎就自願退出，等吳作棟趕到時，大家已經選定他為領軍人，他也答應擔起重任。
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群英會」。吳作棟在12月31日告訴李光耀，年輕部長一致推舉他出任第一副總理。
有趣的是，根據薩稀發掘的其他文件，吳作棟在「群英會」前一天就提呈給李光耀一份內閣名單，註明由他出任第一副總理。至於為什麼這樣，薩稀在《人民行動黨歷史》中說，在陳慶炎家中舉行會議之前可能已經有了結論，開會只是為了最後的蓋章。所以，群英會上被選為接班人，吳作棟當時應該不感到意外。
吳作棟與部分黨中委 制定程序提名及確認接班人
新加坡第二次政治領導交替，當時的總理吳作棟很早就明確表示，副總理李顯龍是他與內閣同事明確選擇的下任總理。
儘管如此，吳作棟在與一些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商議後，還是制定了一套程序來提名和確認接班人。
部長和議員為此分別召開三次會議，先是部長在2004年5月22日，由前副總理黃根成召集吃午餐，大約10名部長在會上做了一致的決定。同月28日，他們將人選提呈給行動黨議員小組（caucus）。這時，議員也受邀提名其他人。毫無意外，沒有出現其他名字，議員一致支持選擇李顯龍為接班人。最後則由黨中委會確定這項安排。
吳作棟希望這個程序成為傳統，因為接班人選雖然在2004年很明確，但未來的接班計劃或許不會那麼直接。
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三任總理就是這麼誕生的，下來的第四代領軍人是誰、會以什麼方式推選出來，相信下來幾個月就有分曉。
第四代領導班子不會有像李光耀各方面遠遠高於其他內閣成員的政治強人，而是需要整個班子通力合作，共同管理。人民行動黨也清楚，在關鍵決策與政策制定上，必須確保這個做法不會拖慢決策速度。
薩稀賈古瑪博士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強調，強人政治已行不通，領軍人雖仍會掌握總理的所有權力，但會更偏向合議制，團隊的協商與決策風格都會受這種方式的影響。
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迪舒沙上個月底參與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時曾發表看法，認為第四代領導團隊的「同儕之首」不必是最聰明的人，但必須是最能夠動員和凝聚團隊的一位。
薩稀在《人民行動黨歷史》一書中提出，自我更新是行動黨的核心DNA，但在更新過程中存在不小的挑戰。1993年至2001年擔任黨第一組織秘書的李文獻醫生接受薩稀訪問時透露，上世紀90年代，他找的每10個人中，只有兩三個人會同意接受正式的候選人面試程序，命中率並不很高。
進入90年代，說服能人從政也不見得簡單。薩稀說：「事實上，與我交談過的每個人，以及我收集到的證據顯示，基於各種原因，這項工作變得愈加困難。」
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個是：候選人不論是個人特點、怪毛病或過去做過的事情，都可能被挖出來，公開被批評得體無完膚。
社交媒體的出現，也意味著網民可以挑剔候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家庭、事業、學歷等。薩稀說，有些候選人可能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很多時候，當這些批評開始變得不公平、甚至充滿惡意時，也牽連候選人的家人。
即使候選人選擇不回應所有的批評，對他們的精力仍是巨大消耗，被人肉搜索也令人沮喪。一名退休部長就告訴薩稀，如果必須在這個時代經歷這些，他不確定自己還會從政。
1992年集體辭職製造補選 今日若仿效敗選風險高
數碼通信所提供的便利，也意味著議員須時時刻刻與選民建立情感聯繫。薩稀說，年輕一代不希望只是在議員接見選民活動上看到議員寫信，議員幾乎24小時都必須表現出關心選民、隨傳隨到，這也很耗心力。
薩稀認為，如果在今天要仿效1992年補選時，那種議員集體辭職以引進新人的做法，行動黨敗選的風險很高。
1992年，馬林百列集選區議員、總理吳作棟在自家地盤點燃補選戰火，讓反對黨人惹耶勒南有機會參選，執政黨也借這個機會引進具部長潛質的候選人，現任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便是當年出道的新人。
薩稀說，那場補選競選期間，行動黨曾提出吳作棟敗選的可能，但在當時那個可能性很低。今時今日，不論個別候選人多麼優秀，他們都必須讓人感覺真誠、可親，尤其是部長，必須面面俱到。
然而，要繼續引進新血並非不可能。薩稀說，人民行動黨很明顯地正在擴大範圍，深入到民間團體和各種志趣領域尋找有潛質的新人，即使是一些傳統上他們有所顧忌的地方。因此薩稀相信，新加坡的政壇上幾乎肯定會越來越少是一個模子裡印出來的技術官僚，即使有一些，也不會是同時引進一大批。
曾訪問李光耀及王邦文 取得歷史見證人第一手資料
王邦文是至今唯一健在的人民行動黨第一代閣員，1988年退出政壇，一直不願意接受正式訪問。（檔案照片）
為了取得第一手資料、驗證不同記述或了解親歷者對事件的看法，薩稀賈古瑪博士在撰寫《人民行動黨歷史》的過程中，走訪了超過50名歷史見證者，其中包括授意撰寫此書的建國總理李光耀，以及現今唯一健在的行動黨第一代閣員王邦文。
根據記錄，薩稀與李光耀的訪問在2011年12月28日進行，李光耀是全書第一位受訪者；退出政壇後就鮮少接受訪問的王邦文，則是在2020年1月8日與薩稀會面，此時書籍的寫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薩稀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他很慶幸有機會訪問李光耀與王邦文。他也提到：「李先生接受我的訪問時，身體已經非常虛弱。」
薩稀透露，2011年與李光耀討論寫這部書的工程時，曾經提出在翻閱文獻之前應該先與還健在的親歷者交談。「李先生馬上說，王邦文，你必須和王邦文談談。」
他指出，事實上王邦文是李光耀唯一提到的人，顯示李光耀對訪問王邦文一事的重視。
書中提及王邦文的章節，圍繞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行動黨的更新、當時仍是新加坡武裝部隊軍官的李顯龍踏入政壇的時機，以及王邦文對擬議中民選總統制度可能削弱未來總理權力與地位的擔憂。
薩稀在寫作過程中，獲准閱讀行動黨的部分檔案，其中包括李顯龍踏入政壇前接受行動黨中委面試的文件。文件顯示，時任行動黨秘書長的李光耀迴避了兒子的面試。「我能參考這些文件，但親歷者的個人記憶也很重要，如果還有機會，與他們交談是有必要的。」
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王邦文曾經在一場選區活動中針對「政治王朝」發表過反對意見，指出政治領導人的世襲任命不能解決政治繼承問題，通過這種途徑獲得任命的領導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薩稀訪問王邦文後發現，對方其實不是反對李顯龍從政，而是想要反映民間的看法，因為當時有不少受華文教育的行動黨基層認為，雖然李顯龍是高素質的人選，但人們無可避免地會提及他是建國總理的兒子。因此，王邦文建議讓李顯龍先加入民事服務或者私人領域，讓更多人了解其能力。
薩稀認為，有必要交代王邦文的觀點讓讀者判斷，因此甚為高興王邦文最終決定接受訪問。但沒能訪問另一位建國元老杜進才博士，則令他最為遺憾。
「杜博士為行動黨奉獻了一生，但我聽一些退休議員說，他晚年非常孤獨，因為行動黨早期沒有照顧退休部長和議員的完善制度。」
據薩稀了解，《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的作者曾經嘗試聯繫一些行動黨退休議員，但對方會直接掛掉電話。
他希望能有更多機會與前議員交流，這些年來他與更多議員熟稔之後，總會敦促對方撰寫回憶錄。「多數人不願意動筆，但我希望他們會那麼做。」
鄺攝治引述《左傳》 諫言吳作棟寬猛治國
時任甘榜菜市區議員鄺攝治在1979年補選的行動黨群眾大會上站台助選。（檔案照片）
1991年全國大選，剛出任總理的吳作棟未能如願獲得選民強力委託，行動黨甚至丟失四個單選區議席，令很多人把這看成兩黨制的開始。多名人民行動黨黨員在選後致函吳作棟，就吳作棟的治理風格諫言，老將鄺攝治還引述《左傳》，認為治國應寬猛並濟。
吳作棟剛擔任總理時，原本想施展更寬容、更溫和的作風。行動黨在1991年大選失利後，吳作棟將這視為對他和他的政策的否定，薩稀賈古瑪博士認為，這可能是誤判。
薩稀撰寫《人民行動黨歷史》一書時，有機會翻閱行動黨檔案。他說：「行動黨檔案中有大量寫給吳作棟的信件和字條，它們不屬於選後檢討報告，是個別議員說出對選舉的看法。1991年大選後的檔案特別厚。」
好幾封信的內容超出選情分析，鼓勵吳作棟堅持到底。其中一封信格外引起薩稀注意，信的作者與吳作棟有一段淵源，在吳作棟1976年首次到馬林百列參選時，從自己的支部捐出2000元，還派了住在馬林百列的幾名黨工幫忙吳作棟的鄺攝治，他曾代表行動黨披甲上陣六次。
鄺攝治1988年已卸下議員工作，他在信中直抒胸臆，並附上《左傳·昭公二十年》中的一段話，勸請吳作棟以寬猛並濟的方式治國。
有意思的是，李光耀也在1991年大選後致函吳作棟，強調了受華文教育議員的反饋。這些議員認為，如果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不存有一點敬畏，可能會帶來麻煩。李光耀寫道：「這又回到了誰會為你收拾的問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