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翻譯這篇文章的理由
新加坡環境優美、城市乾淨，被譽為「花園城市」。一塵不染的背後，離不開大大小小的「清潔運動」，其中50年前啟動的「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影響最大。這場運動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通過罰款來管控社會，促進城市的乾淨清潔。
為什麼新加坡如此乾淨
作者：Tim McDonald
譯者：王津雨 & 邵海靈
校對：趙萌萌
策劃：鄒世昌
What did it take for this sovereign-city state to become Asia’s cleanest, greenest metropolis?
作為亞洲最乾淨、最環保的大都市，這個城邦國家經歷了什麼？
新加坡北部的卡迪社區里，約200名志願者為翻找垃圾而搜遍了整個住宅區，其中有帶小孩的家庭，有當地醫院的義工，還有一些「西北快走俱樂部」的志願者，他們身著同款襯衫，裡面很多是老年人。
有人鑽進灌木叢，就為撿幾根菸蒂；有人發現人們在桌子上亂丟紙巾。老實說，把這天稱作「清掃日」似乎有點誇張，因為社區已經很乾凈了，沒有一個志願者是帶著鼓鼓囊囊的垃圾袋回來的。
但這在新加坡卻是常態。這個國家一直很注重衛生清潔。而本月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時間點：50年前的這個月，被稱為「新加坡國父」的首任總理李光耀啟動了「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
當時大大小小的清潔運動都很成熟了，但這個運動不同，這是新加坡政府首次使用罰款進行社會管控。該運動獲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似乎讓這一成功偏離了運動的初衷。不管以什麼標準來衡量，新加坡都可以說是很乾凈的，但個中緣由未必是你以為的那樣。
必須乾淨
如果你跟一輛緩緩駛過的垃圾車走在同一個方向，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座城市總是沒完沒了地在打掃————垃圾桶里那撲面而來的味道，簡直就像狠狠打了你一耳光。
在氣候較為涼爽的城市，人們收生活垃圾還能稍微遲些。但在炎熱潮濕的熱帶地區，收垃圾就刻不容緩了。生活垃圾和商業垃圾一旦擱太久，就會特別危險。
新加坡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愛德華·德西爾瓦指出：「如果你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亂丟垃圾，就會招來老鼠、蒼蠅和蟑螂，它們都攜帶著病菌。」蚊子更麻煩。新加坡沒有瘧疾，但要是哪一年運氣不好，就會有成千上萬人患上登革熱。
清潔與綠色
李光耀在推行清潔與綠色政策時，心中懷有更加宏大的目標。這項政策只是他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其他措施包括修改公共衛生法、將路邊攤遷至小販中心、完善污水處理系統與疾病管控措施等。同時，住在小村子（譯者註：Kampongs是指建有木屋的馬來西亞式村莊）的人搬到了基礎設施更好的住宅區。
譯者註：hawker centres，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小販中心（又稱熟食中心），是由政府興建的室外開放式飲食集中地，售賣食品物美價廉、種類繁多，以東南亞熟食以及飲品為主。
「我們已進行了社會建設，也已取得了進步。但如果新加坡能成為南亞最乾淨環保的城市，這將成為我們最具特色的成功標誌。」李光耀在1968年說道。
除了宣傳廣告，政府開展了抽查行動，衛生機構也舉辦了公共教育活動、組織了講座。此外還有比賽，重點評選出最乾淨和最髒亂的辦公室、商店、工廠、政府大樓、學校和公交車。
這一運動開始後，其他運動也像雨後春筍般出現了。在整個七十到八十年代，湧現了不少類似的運動，敦促新加坡人保持廁所、工廠和公交站的清潔。在1976年的「投入雙手」運動中，學生、家長、老師、校長和公務員要在周末打掃學校。此外，人們還種了很多樹。
運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讓新加坡更加宜人。在李光耀看來，城市環境更加乾淨，經濟就能更加強勁。
他還表示：「設立這些標準會讓人民鬥志高昂，降低疾病發生率，從而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讓工業和旅遊業經濟增長更加迅速。這場運動會改善公眾福利，最後每個人都可以受益。」
在上述所有方面，新加坡都做得很不錯。人民的預期壽命從66歲增長到了83歲（達到了全球第三的水平）。1967年新加坡入境遊客人數只有20萬多一點，而到2018年，前三個季度的遊客人數就已接近1000萬了。外國直接投資也從1970年時的9300萬美元飆升到2010年時的390億美元。現在新加坡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額排名全球第五，在2017年就收到了660億美元。
沒有人會說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就，是因為發起了一場反對亂扔垃圾的運動。但健康衛生帶來的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乾淨整潔的旅遊地會帶來更多回頭客，乾淨整潔的街道也在告訴外國公司高管：這座城市是法治城市，也能堅守法治。很難說清潔運動有多重要，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管是規模還是形式，這場運動都意義重大。
一般來說，社會運動在部門或政府預算中不會占很大比重。比如2010至2014年間，在反對亂扔垃圾運動和各種宣傳活動上，新加坡環境局平均每年的花費是300萬美元。
愛罰之城
新加坡的折扣店和紀念品店經常會賣這種T恤，上面印著「新加坡：一座美麗的罰款城市」 （譯者註：原文為fine的雙關，Singapore: A fine city），這行字下面還印有很多漫畫，告訴你做什麼會被罰款。但玩笑開歸開，老被罰款還是挺讓人厭煩的——新加坡人就不覺得好笑，只會無奈地翻個白眼。
但這種說法並沒有錯。新加坡已經養成了習慣：只要覺得是不當行為，就馬上禁止，而且還要課以罰款。1968年的「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首次嘗試了通過罰款來規範公民行為。從那以後，新加坡一直積極採取罰款措施。通常當局每年會對亂扔垃圾行為處以數萬元的罰款，最低罰款標準為300新幣（摺合217美元）。
在李光耀時代，政府就致力於把新加坡變得一塵不染了。要是哪裡秩序混亂，李光耀會親自出面干預，對他的部長或官員做出提醒。他相信防微杜漸的道理，擔心如果對微小的違規行為置之不理，人們就會「鑽行政管控放鬆的空子」。
成文的法律似乎對外國人總是異常嚴格。新加坡以禁止進口口香糖而聞名於世（單單持有口香糖並不違法）。地鐵上帶榴槤（一種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熱帶水果）要罰款，上公廁不沖水也要罰款（這一條其實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因為現在大部分廁所都是自動沖水的）。
隨地吐痰、未經許可就連接他人的WiFi，這些也要被罰款。2009年，一個計程車司機因為在家裡沒穿衣服而被處以罰款，罪名是「在公眾能看到的地方裸露身體」。電子菸則早就已經在被禁之列了。
也許這沒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確實，西方國家在民事和政治權利上肯定有所不同，有些刑罰也是相當之重，比如毒品相關的罪行可以導致死罪。但要說到熱衷以罰款來防止人們在小事上犯錯，新加坡的司法機構可不是唯一一個。在上一個財政年度里，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斯在違章停車一項上就罰了1.72億澳幣（摺合1.21億美元），英國法院則在同樣時間裡罰了8.2億英鎊。（停車管理在新加坡其實倒是容易得多，因為政府早已通過各項政策降低了轎車的擁有率。）
即使在更大層面的政策上，西方也有和新加坡類似的例子。喬治·凱林和詹姆斯·Q·威爾遜於1982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破窗效應》的文章，認為一扇破掉的窗戶「就意味著沒人在乎它，所以打破更多窗戶也就不會有任何後果了」。從中得出的教訓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所以一定要在事態擴大之前，用嚴厲的手段把小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紐約前市長魯迪·朱利安尼稱自己正是用這種方法降低了紐約的犯罪率，這聽起來和新加坡也有點像。
罰款有用嗎？
一開始是有用的，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主席陸聖烈如是說。旨在喚醒公共意識的運動和處罰措施相結合，的確帶來了改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養成物歸原位、井井有條的好習慣，城市也變得乾淨了。
1961年，新加坡建立了一支「清掃隊」，由衛生部直接僱傭了7000名工人來做臨時工。到1989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2100。
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這座城市變得更為富裕，也更容易僱傭廉價勞工來清潔打掃了。陸聖烈說，今天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幹乾淨凈，並不是因為人們害怕罰款，而是因為有一大波工人在仔細打掃，是他們承擔了運送垃圾的重任。這些人對城市清潔做出的貢獻，比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大。
「新加坡不是一座乾淨的城市，而是一座打掃過的城市。」—— 陸聖烈
國家環境局註冊在案的清潔工有56000個，沒有登記的獨立承包人估計也有幾千個。他們大多是低薪僱傭的外國勞工或上了年紀的工人。「但台北只有大概5000個清潔工。」陸聖烈補充說。
清潔工人數量的增加已經改變了新加坡的城市文化，愛德華·德西爾瓦對此很是懊惱。因為有這麼多清潔工，新加坡人開始把打掃看成別人的事了。如今，新加坡人經常在吃完飯後把餐盤留在小販中心的桌子上，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亂扔垃圾，或者他們覺得收桌子是清潔工的事。（說句公道話，餐盤迴收裝置直到2013年才開始普及。）
德西爾瓦說，就連學生也不會自己收拾桌子了，因為總有清潔工在後面幫他們收垃圾。這也是公共衛生理事會在當地學校教育中試圖改善的一點。簡單來說，他認為新加坡人的舒服日子過得太久了，需要做出改變。陸聖烈也同意這一點。
「政府會打掃公寓樓，一直掃到你家門口，而且是一天掃兩次。如果有這樣高效的清潔服務，即使鄰居把樓道弄髒了，你也不會怪他們，反而會責怪清潔工沒有及時來打掃。」他說。
改變行為
在日本、澳大利亞和英國，沒有同等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承擔清潔工作。而在新加坡，清潔工大多是從約一百萬外國勞工和本地大齡工人中挑選出來的。但隨著新加坡人口的增長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政府也承擔不起如此多工人的僱傭費用了。
愛德華·德西爾瓦說，在起初推動新加坡成為清潔城市的改革中，部分是出於經濟原因。公共場所的清掃工作耗資不菲，而這些錢本可以用來達成更有價值的目標。他說這一情況至今仍未改變，新加坡需要迅速做出改變。現在政府清掃公共空間的花費一年至少有1.2億新幣（摺合8700萬美元）。
「如果你能激發並培養人們不亂扔垃圾的習慣，也就不需要僱傭那麼多的清潔工，那用省下來的幾百萬推動健康和教育不是更好嗎。」德西爾瓦這樣說。
清掃進行時
李碧華是新加坡義順的地方議員，她也參與了卡迪社區的清掃日活動。事實上，她在自己的選區每個月至少要參加一次這樣的活動。她對清潔工作熱情滿滿，不僅鼓勵本區的選民隨手撿拾路上的垃圾，看到有人亂丟垃圾也會出言勸阻，並將其告到有關當局。
她認為，公共教育和罰款條例的重要性是旗鼓相當的。實際上，落實罰款條例非常困難，因為這往往需要一個官員或至少一個市民作為犯罪目擊者。
「說服和勸說比單純依賴罰款要好得多。」她說。
該選區每年都會舉行一次「無清潔工日」的活動，選區里的所有清潔工都會放下手中的掃帚，而當地的居民會進行清掃的工作。她說，這為社區如何進步做出了一個好榜樣。2013年他們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時，志願者收集了1430公斤的垃圾，而今年只收了292公斤。
如果清潔工人數太多，而新加坡人又太不注意培養自己保持清潔的習慣，李碧華說，她的選區就是一個人們可以改變行為以推動進步的證明。
本文原載於 BBC
原文連結：http://www.bbc.com/capital/story/20181025-the-cost-of-keeping-singapore-squeaky-cl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