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持續探底是新加坡人口政策的巨大挑戰。（檔案照片）
作者 李國豪
「做人難」，無疑是新加坡政府近年來最頭痛的問題。
新加坡去年的居民整體生育率再寫歷史新低，降至0.87。所謂的生育率，指的是每名育齡女性平均一生中預計會生育的子女數量。
和新加坡同病相憐的，還有幾個過去並稱亞洲四小龍的弟兄。
其中，韓國處境最糟，2023年生育率一度跌至0.72，寫下全球最低生育率紀錄。
然而，儘管依舊「做人難」，韓國最近兩年似乎看到一點曙光。當地生育率已連續兩年逆勢回升，去年達到0.8。2025年，韓國共有25萬4500名嬰兒出生，增幅達6.8%，是15年來的最佳紀錄。
這個難兄難弟，或許做對了什麼，值得新加坡學習？
首先必須點出的是，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因人口增長迅速，一度推出計劃生育政策，使人口增長放緩。
到了1991年至1995年，首爾當局實質放寬計劃生育，使韓國當時迎來一波小「嬰兒潮」，有大約360萬名孩童在這一階段出生。
這批1990年代上半葉的小「嬰兒潮」世代如今已步入30歲，正是「做人」的當打之年，推動韓國生育率這兩年出現復甦跡象。
但這波小「嬰兒潮」世代的生育期在2030年代將逐步結束，屆時韓國乍見曙光的出生人數，恐將下滑，因此其他結構性改革，仍得趕在小「嬰兒潮」世代生育窗口關閉前，抓緊機會實施。
新加坡在獨立初期也曾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唯政策結束時間更早。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就已開始鼓勵生育，加上1988年是龍年，即傳統的「生育大年」，當時我國整體生育率一度小幅復甦，但上升趨勢僅維持約五年後又轉為頹勢，此後陷入長期下降趨勢。
然而，新加坡1987年放寬生育政策後出生的世代，並未在2017年，即他們逐漸步入30歲後，對我國的出生人數帶來明顯的推升效應。
新加坡未出現和韓國一樣的復甦現象，或可理解為韓國的生育率已跌至更低谷，因此觸底反彈的力道更大，唯其回升效應能持續多久，還有待時間觀察。
再攤開相關政策，韓國有慷慨的育兒補貼、住房津貼、育嬰假和托育補助，催生路數和新加坡的方向大致相同。
與此同時，韓國當局分析，疫情後結婚人數回升、30歲出頭人口增加及生育觀念轉變，是生育率反彈的重要原因，政府緩解對婚育產生「懲罰效應」的制度調整也發揮了作用。
生育觀念改變或是逆轉生育率關鍵
那麼，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生育觀念的改變，便可能是逆轉生育率的關鍵。
根據韓國2024年的社會調查，韓國人的社會認知出現一定變化，有68.4%的受訪者認為「結婚後應生育子女」，較2022年有所上升；「不結婚也可以生育」的比率也有所提高。
反之，新加坡的社會認知則沒那麼樂觀。
根據志願組織心件工程（Heartware Network）今年5月公布的一項青少年調查，本地只有39%年輕人對成家持開放態度，但他們也表示不急著這麼做。另外，還有約25%不確定，期待結婚組織家庭的受訪者更低至僅有17%。
調查也發現，約19%受訪年輕人認為經濟能力是影響婚育決定的因素，是所有選項中最多人所選。
值得注意的是，最少人選的選項是政策或援助計劃，僅占約4%，顯示即便當局推出再多生育補貼和相關優惠政策，也未必能鼓勵更多人婚育。
本地年輕人對婚育的意願並不高。（檔案照片）
付出更大心力確保就業安全
婚育意願難免降低
眼下，新加坡就業數據雖保持平穩，但在人工智慧衝擊下，不少打工族對未來的就業前景難免惴惴不安。
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尤其面臨嚴峻挑戰。本地應屆大學畢業生半年內找到工作的比率，已在去年下滑至74.4%，是2020年冠病疫情暴發以來的新低點。
領導重塑結婚與生育觀念工作組的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早前坦言，新加坡人追求事業的同時，可能會壓縮投入婚育等工作以外人生目標的時間與空間。
換句話說，年輕人若得付出更大心力確保就業安全及收入穩定，對婚育的意願難免隨之降低。
目前，職場似乎還有一股指責本地年輕人不夠「飢餓」的風向，在個人經濟狀況和生育率環環相扣的背景下，這類壓力顯然不會刺激更多年輕一代願意「做人」。
韓國政府在相關催生政策初見成效下，強調接下來會繼續加強針對二三十歲年輕人、低收入者，以及待業者的支持。
在同樣陷入低生育率挑戰的新加坡，保障年輕人的就業及收入安全，或許也是改變他們婚育觀念，從不婚不育轉為敢婚敢生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