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中之王榴槤是南洋特產，自19世紀以來其華文詞形因音譯而有多個版本——「榴連」「流連」「流璃」「留連」「榴槤」，直到二戰後英殖民地政府提倡本土化，加上本地華文報章和教科書多採用「榴槤」，詞形方才固定下來。千禧年後，因中國編輯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收錄榴槤、榴槤，而引起主副詞條之辯。作者梳理歷史發展，並從構詞理論加以分析不同版本異同，為「榴槤」正名。
榴槤與三保公
小時候，每當聽到大人提到榴槤，說它是「三保公的大便」。為什麼會有這種像是戲謔的傳說流傳下來，當年大家也說不出一番大道理。總之，榴槤和「三保公大便」的聯結，自此就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榴槤是三保公的大便」，為什麼會成為南洋華人的集體記憶？
明朝時期七下西洋的鄭和，在南洋被華人尊稱為「三保公」，並當作神明來崇拜。「三保公」「大便」和「榴槤」三者被南洋華人相提並論，把絕然不同的三種意象融合在一起，充滿象徵色彩。它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隱喻？
鄭和被神格化為「三保公」，是流寓南洋的華人對他在海外「宣德化，柔遠人，揚國威」，深懷感戴之心，因此把依戀母國之情，依託在他這個神明身上，成為他們精神回歸原鄉的物化象徵。榴槤這異鄉奇果，被視為南洋的「果中之王」，代表本土的意義不言而喻。榴槤強烈的特殊氣味，常被初來乍到的人排斥。但它和「留連」諧音，大家把能不能接受它，當作是否能長住本地的試金石。
深究起來，「榴槤是三保公的大便」這個說法，會在南洋華社廣泛流傳，難免摻雜文化的隔閡，異地生活的不適和唐番意識的作祟等因素。除此之外，當中也隱含對異鄉不敬的嘲弄。這也反映出初來乍到的華族先民，面對南洋這片陌生土地，存在緊張的關係和焦慮。
榴槤這熱帶奇果，因其形狀、氣味和味道與眾不同，形成它在南洋水果至尊的地位。讓遠離家鄉，流寓異地的南洋華人，自然而然地以它為首選，表達他們與南洋關係的多重象徵。
榴槤這個南洋異果，首次載入中國史籍，是在明朝永樂年間問世的《瀛涯勝覽》，作者恰恰是隨鄭和出使南洋的通事馬歡。他在書中這麼描述榴槤：「有一等臭果，番名賭爾焉。如中國水雞頭樣，長七八寸，皮生尖刺，熟則五六瓣裂開，若臭牛肉之臭。內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塊，甚甜美可吃。」
馬歡不愧是通事，不但對於這異鄉奇果的特徵，有精確的描述，轉譯「番名」的對音，也奇准無比。所謂「番名」即馬來語「durian」，意思是「刺果」。「賭爾焉」是榴槤首次出現在文獻上的華語名稱。
福建龍溪人王大海，1783年泛海至爪哇，僑居長達十年。歸國後，1791年寫了《海島逸志》六卷，在《花果類》里稱榴槤為「流連」，看來他極不喜歡榴槤，形容它「其香濃濁不堪……華人不敢食者，見之且掩鼻而過焉」。
廣東人謝清高（1765-1821），1782年隨船隊出海，遍訪南洋，行程遠達歐洲。1792年歸國，口述出洋所見所聞，由同鄉楊炳南執筆成《海錄》一書。書中也提到榴槤：「凡無來由所居地有果二種：一名流連子，形似菠羅蜜而多刺，肉極香酣。」
用「流連」或「流連子」來指稱榴槤，南方方言口語色彩極濃，相信王、謝二人是得之於流寓南洋的華人。
早期中國文人墨客寫榴槤
1819年新加坡開埠後，南來短居或途經新加坡的中國文人墨客，不絕於途。他們筆下不會錯過對榴槤這異果的描寫，擇其著者，有李鍾珏、左秉隆、郭嵩燾、張德彝、黃遵憲等。這些作者初來乍到，初遇榴槤，驚鴻一瞥，筆下的稱呼，自然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
李鍾珏（1853-1927），1887年到新加坡探訪譜兄左秉隆，在新加坡住了兩個月，回國
後寫了《新加坡風土記》。他是這麼說榴槤：「叻地樹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檳榔、榴連、菩提等樹最多。」
左秉隆（1850-1924），1881至1891年被清廷派駐新加坡當領事，著有《勤勉堂詩鈔》，其中收錄《流連》古詩一首：「南有喬木，實大耳圓。殼如蝟縮，玉粒珠編。初聞欲嘔，食久彌鮮。不亦宜乎，名曰流連。」
郭嵩燾（1818-1891），1876年被清廷派駐英國為大使，出使途中經過新加坡。在他的《倫敦與巴黎日記》記錄他在胡亞基府上吃榴槤的體驗：「胡氏園水果多奇品，所食三種，曰山竹……，曰洋荔支……，曰流璃（西人謂之多里安，味甘而氣臭如腐乳）。」
張德彝（1847-1918），1876年隨郭嵩燾出使英國，途經新加坡。回國後，以日記隨筆的方式寫了《隨使英俄記》，書中這樣描繪榴槤：「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淡黃，皮如鱷魚，厚盈寸，內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塊，白色，聞之如蔥蒜，食之如蜜糖。」
黃遵憲（1848-1905），1891年出任清廷駐新加坡總領事，1902年出版《人境廬詩草》，在《新加坡雜詩十二首·其九》中就如此歌詠榴槤：「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側生饒荔子，偕老祝檳榔。紅熟桃花飯，黃封椰酒漿。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
五位作者以不同視角來觀察榴槤，給它的稱呼各異，分別是「榴連」「流連」「流璃」「罐果」和「留連」。顯然這個時期的榴槤，還沒有形成固定的華語詞語，只是停留在民間口語詞的階段。這些作者通過華人口述，聽聲記音，自然各有不同：李鍾珏到底是優貢出身，一出手就兼顧音、形、義，創造了最接近後來成為固定詞的「榴連」；左秉隆和黃遵憲都是詩人，把榴槤當作南洋記憶的審美對象來描述，自然取表達「流連」意象的「流連」和「留連」；郭嵩燾和張德彝兩人是學者，以樸實無華的寫實手法來記錄榴槤的印象。郭嵩燾借用發音相近的「琉璃」一詞，改為「流璃」，顯得較古雅；張德彝則另闢蹊徑，不用音譯，據其外觀形貌，稱它為「罐果」。
榴槤到底是南洋的物產，身居中國的華人沒見過也不熟悉。那些因緣際會初遇榴槤的中國文人墨客，筆下對榴槤的各式各樣的稱呼，並不會因此成為漢語使用的詞彙。
20世紀初 榴槤詞形未固定
榴槤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始終是以區域華語的身份，在南洋流行。
榴槤一詞作為南洋的區域華語，我們只能從南洋華人實際應用的語料，梳理出它的歷史發展脈絡，從中做出符合學理和應用習慣的選擇。
首先，我們可以查到的書證是道光戊戌年（1838年）4月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用「流連」來表達榴槤。可見這個時候，榴槤詞語的使用，還是延續南洋華人行之有年，以方言口音來記音。
1881年《叻報》在新加坡創辦，出現在報上榴槤的詞語，較常以「榴連」的字樣出現。這個時期採用的「榴連」，選用偏旁從木的「榴」字，顯然有意識到榴槤屬喬本植物，因此取「榴」字以表其義。這個詞形的出現，以華語構詞法的角度來說，比單純記音的「流連」或「留連」是一大進步。同個時期，榴槤間或也以「留連」的詞形出現在《叻報》上。
進入20世紀初，新加坡出現多家華文日報，榴槤詞語在各報的使用無一定之規，呈現一種隨意性，造成榴槤一詞出現多種詞形。除上述的「榴連」和「留連」外，尚有「流蓮」或「榴槤」。如「流蓮接武荔支香」（《天南日報》1902.12.16），「日啖榴槤齒留香」（《總匯新報》1922.12.25）。這個時期的報章，出現「榴槤」這個詞形，以「草」字頭的「蓮」，搭配木字旁的「榴」，不是自覺地認識到為構詞的偏旁趨同做出的選擇，而是作者不經意採用同音字的結果。
1920年代，新加坡兩大華文日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相繼創刊，是我們考察新加坡華社日常用語不可或缺的媒體。縱觀1920年代到二戰前的兩大報，一開始就對榴槤一詞的使用具有共識，經常採用「榴槤」，「榴連」只是偶爾出現，其他詞形幾乎沒見到。
新加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辦報興學的初潮，許多文人開始南來，民智大開。文人主持報務，有意識地針對報章的本地用詞加以干預、改造，使之較為規範。「榴槤」一詞在報章的普遍採用，已經把音義相結合的思考加入。
除了考察報章用語，另外針對教科書用語的考察，也是我們尋找語言事實，更具體地去了解語言使用的歷史脈絡。
二戰以前，新加坡華校使用的教科書，都是從中國進口，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內容充滿中國色彩，理所當然地沒出現有關榴槤的課文。二戰之後，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教育部門提出「十年教育計劃」，建議改編華校的教科書，規定內容必須「去中國化」，適量增加本地色彩。1947年之後，一些標榜「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紛紛出爐。
小學課本開始用「榴槤」
雖然如此標榜，這些本地華校的教科書，主要還是在中國編輯出版，本地化的內容在各種教科書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以1947年商務出版的《復興國語教科書》為例，在小學初級第二冊有一篇課文，開始採用「榴槤」一詞，這是「榴槤」這個詞語出現的首次書證。
清末民初，中國興起「國語運動」，語文改革和文學革命是兩大要旨。語文改革成為文化發展的主要趨勢，語文改革從理論的提出到發展成為實際成果，就是「國語統一」。國語統一，語音和用詞的規範是一大要求。出版業者把它納入教育實踐上的教科書編纂，對擴大其影響，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作為中國兩大主要教科書出版機構的商務和中華，集中了許多優秀的語文專家和教科書的編輯人才。他們為新馬編輯語文課本時，自覺地採取規範化手段來處理一些南洋的詞彙，使之更契合「國語」的構詞要素。這些教科書，特別是《國語》課本中遣詞造句的細緻變化，值得我們關注和好好研究。
其實，「榴槤」一詞在漢語屬於連綿詞，中國學者王雲路對連綿語的特點有精闢的說明：「漢語雙音詞有偏旁類化的特色，在連綿詞中，這一傾向更加明顯。所以連綿詞除了音節上有雙聲或疊韻等關係外，在字形上也往往有偏旁相同的特點，也就是逐步規範化。」（見王雲路著《中古漢語詞彙史》）
我們知道，作為名詞性的連綿詞，通常是用來指稱事物，特別是記音的外來詞，也就是所謂的音譯詞，比如「葡萄」「檳榔」「玻璃」等即是。「榴槤」一詞在新馬教科書上的改造，就是有意識地遵循漢語構詞的這一特點。
從此之後，新加坡採用的教科書，一致使用「榴槤」一詞。比如1948年南洋書局出版《國語》初小第七冊，課文中第29課《一隻榴槤》就是很好的例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加坡殖民地當局限制中國出版物的進口，從中國進口教科書的業務終告中斷。1951年《方吳報告書》出籠，頒布了強調「馬來亞化」的課程編纂標準。新加坡經營華校教科書的五家書商，即世界、上海、南洋、商務和中華，紛紛進軍華文教科書出版業。縱觀這五家出版的華文教科書，在提到「榴槤」的課文中，似乎觀點一致，繼續採用「榴槤」一詞。這個傳統，從自治邦到獨立之後，在新加坡華文教科書里一直延續下來，始終沒有改變。
今天，「榴槤一詞很早就是新加坡的規範用語」這個一廂情願的印象，可能由此而來。事實是否如此？如果我們相信語言事實是首要，然後才會有事實形成的觀點和結論，那麼就讓真實可靠的語料來說話。
我們上面已經依據《南洋》《星洲》兩大報章，對榴槤的用語情況作了說明。現在依舊借重這兩大報章，酌量增加一些本地雜誌的實例，繼續我們的考察。為方便說明問題，我們把考察的時間幅度鎖定在二戰之後到1970年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