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工作，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希望能與生活取得良好平衡，如果遇到要求把時間「奉獻」給公司的僱主，一些員工甚至會選擇辭職不幹，再多錢也免談。
有趣的是，也曾有數據指新加坡人「上班一條龍」過於拚命，久而久之搞得身體累壞了。
殊不知，新加坡還有一群人的工作模式非常極端：
他們一天打兩份工，往往都是在老闆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身兼多職」。
疫情期間，當美國經濟受到重擊時，出現了一個形容有多過一份工作的上班族的用語，這些人被稱為「過度就業」（overemployed），並泛指白領員工。
今年1月，新加坡人力部數據曾顯示，本地就業人口中在2022年有3.1%以兼職或全職形式從事多項工作。2021年的3.5%則是10年來的新高。
去年9月，人力部長陳詩龍在國會上以書面答覆議員詢問時則透露，有5萬3200名新加坡人從事兩份或以上的工作，包括全職及兼職工作，其中約半數從每份工作領取的平均月薪少過1500新元。
有5萬3200名新加坡人從事兩份或以上的工作，包括全職及兼職工作。（海峽時報）因財務壓力多打一份工，也有人利用WFH優勢
蟻粉可能會心想，自己打一份工作都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這些人怎麼會有時間從事第二份工作？
綜合本地媒體引述的案例，背後只有一個推動力：為了賺更多錢。
一些人想要有更多錢入袋，不是為了滿足什麼物質上的需求，而是生活中面對的某些財務壓力，情勢所逼下才讓他們「鋌而走險」，在職場上尋找多一條出路。
接受《海峽時報》訪問的一名過度就業族X小姐，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30多歲的她是一名教師，每個月領取約3000新元的工資，但自2020年起，她也在一家補習中心擔任全職補習老師。
她在家中是唯一能賺錢養家的人，除了要養孩子，也需要另一份全職工作的薪水，來支付父母的醫療及看護人開銷。
她說：
「他們每個月的醫藥費就要好幾百元……3000元根本就不足夠。」
一些人想要有更多錢入袋，不是為了滿足什麼物質上的需求，而是生活中面對的某些財務壓力，才會在職場上尋找多一條出路。（海峽時報）
目前，她的補習老師工作給予她大部分的收入，課程都是在線上進行，一周也需工作五天。
她每天早上6點45分先到學校上課，如果沒有負責課外活動，下午2點半就下班。接著，她就繼續在線上教補習至晚上9點，之後花一小時陪陪孩子和父母，11點前準時上床睡覺。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員工之所以能兼顧兩份工作，也因疫後時代不少企業仍提供靈活工作安排，准許員工繼續居家辦公。
25歲的G小姐，從2021年開始打兩份客服工作，一家公司是網購平台，另一家是電話公司，雙雙都能遠程辦公。她這麼做，是為了支付大學兼職課程的學費。
「我打算全額付清學費，不想為了上大學而向銀行貸款。做兩份工作能讓我有能力做到，將來考獲學位後，也能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
雖然新加坡沒有相關數據，但據《彭博社》報道，去年一項針對1250名美國員工的調查顯示，69%擁有遠程或混合工作安排的員工正在從事多項工作。15%的遠程工作人士，則至少有兩份全職工作。
新加坡職業展。（海峽時報）
弔詭的是，加倍付出未必等同於收穫更大。
有數據發現，身兼多份工作的美國員工，平均年總收入為5萬4000美元（約7萬2100新元）；反之，只有一份穩定工作者，平均年總收入為6萬3000美元（約8萬4110新元）。
多打一份工有助於轉換跑道？
關鍵是，在新加坡當「過度就業族」，是否屬違法行為？
新加坡沒有法律規定員工不能從事第二份工作，多數僱主或人事部，不是被蒙在鼓裡、就是難以糾出有哪些員工這麼做。
本地疫情暴發不久後，新加坡勞資政公平與良好僱傭聯盟（簡稱TAFEP）曾在2020年5月發表公告說，如果員工的工時受影響，僱主應支持他們從事第二份全職或兼職工作，彌補收入損失，減低冠病疫情對生計的衝擊。
2020年9月，碧山——大巴窯集選區議員鍾奇雄也在國會上提出，在遵守「保障員工免於過度勞累、規範潛在利益衝突」的勞工法規下，應允許員工打兩份工作，以獲取更好的工作保障。
他認為，員工在同一家公司身兼另一個職務，或同時受僱於另一家公司，過程中可學習並應用新的技能。
他補充說，這樣一來，員工能培養更廣泛的技能，必要時需在短時間內轉換職業跑道，也有更大的靈活性。
大部分僱傭合同里都會有明文規定，禁止員工打第二份全職工。（海峽時報）
然而，大部分僱傭合同里都會有明文規定，禁止員工打第二份全職工，如果被抓到可能得面對紀律處分，嚴重的話會被開除。
也有律師提醒，那些打兩份工的員工，應避免任何的利益衝突，比如不應為僱主的競爭對手工作，否則這絕對可作為解僱涉事員工的理由。
除了是否會違反公司利益，選擇多打一份工作的員工，最關鍵的不外是：
要兼顧兩份工作的工作量，還得妥善安排時間，在兩份工作中多做到盡善盡美，滿足兩邊僱主的要求，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想當左右逢源的「夾心餅」，也必須有「夾心陷」的抗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