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新加坡的美術，人們或許會聯想到一批如雷貫耳的藝術家名字，以及南洋風、南洋畫派之類的名詞。不過，其中能真正具有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在構建新加坡歷史和文化面貌上有著不可或缺地位和藝術成就的，恐怕只有寥寥數人。你可能會在客廳懸掛一幅美輪美奐的花兒、鳥兒、美人兒、古代山水或巴厘島「美印地「式的旖旎風情，為閒暇時品味一杯咖啡增添妙趣，但社會與文化是藝術的永恆題材，當涉及塑造「新加坡認同」這一嚴肅的宏大主題時，那些花花草草、翎毛走獸瞬間會變得輕飄飄。此刻，一些畫家的作品會閃現在你的眼前，讓你心潮澎湃，甚至淚水漣漣。因為那裡面有你兒時的記憶，有你的父輩，有你印象中的力量，有你已經消逝的家園……而許錫勇，或許就是那個畫家。
▲許錫勇
許錫勇（Koeh Sia Yong，1938-）是新加坡第二代畫家，其父早年從中國潮州南來，是一名普通勞工，靠打更謀生。許錫勇兄妹7人。他在後港一帶的醒華小學讀書，成績不好，沒將心思放在讀書上，只是喜歡塗塗畫畫；中學成績也是馬馬虎虎，上夜班課程。1956年，他考入南洋美專，師從張荔英（Georgette Chen）許振弟（See Cheen Tee）、陳文希（Chen Wen Hsi）、林友權（Lim Yew Kuan）等名師。在校期間，他主修西畫，前兩年學習素描和水彩，第三年是油畫。1957年，經老師陳世集（Tan Tee Chie）推薦，許錫勇加入赤道藝術研究會——這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間接奠定了他後來的創作方向以及在新加坡美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赤道藝術研究會華樂組》布面油畫 84.4X111.5cm (1968)
赤道藝術研究會（1956-1972）「是新加坡獨立前夕一直到獨立初期重要的藝術團體，成立於1956年。對於其中的藝術家而言，他們畫作最核心的特點，是對時代面貌的刻畫，特別是對社會現實情節性和批判性的捕捉」[1]。受南洋美專校長林學大的啟發，他們相信藝術應該發揮教育功能，描畫激情年代的生活，主張「以現實主義為創作手法，以捕捉時代脈搏為作品基調」[2]。赤道藝術研究會的前身是「藝術研究會」，附屬於1953年成立的「全新加坡華文中學畢業班同學會」，蔡名智（Chua Mia Tee，1931- ）為美術指導。
「藝術研究會」於同年10月遭當局解散後，隨即由蔡名智主導發起成立赤道藝術研究會並任首屆主席，「有專業的油畫、肖像畫、水彩畫等繪畫基礎訓練，有專業的指導老師……是名副其實兼具美術教學和美術事務發展的專業團體。會員們除了鍛鍊繪畫基礎，也學習美術理論，欣賞國外藝術家的優秀作品，尤其是俄羅斯現實主義畫家、巡迴畫派藝術大師列賓等人的創作……」[3]
▲《勞工》布面油畫 63X48cm (1967)
彼時許錫勇是第一次看到蘇聯畫家列賓的油畫《伏爾加河上的縴夫》，深受觸動，內心泛起對社會底層卑微勞動者的極大同情，由此開始迴避那些華麗造作、脫離現實以及不知所云的抽象主義作品。他的眼裡全是那些上了年紀，身材瘦削、膚色黝黑的苦力和勞工，以及在街邊擺攤售賣的販夫走卒。他要畫他所熟悉的、現實生活中的新加坡。適逢新加坡當時也正經歷著歷史性的動盪，各種反對英國殖民者，爭取國家獨立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激盪著許錫勇年輕躁動的內心。
1972年，在政府管制之下，赤道藝術研究會因「違反社團法令」，「遭到當局吊銷註冊」[4]而宣布解散。在赤道藝術研究會存續期間，許錫勇一直是忠實的參與者、學習指導者和美術實踐者。赤道藝術研究會曾有200多位成員，繳費3元即可成為永久會員，美術組按照專業水準分為高、中、低三組，每個禮拜定期活動。許錫勇對此非常懷念：「現在好多畫會只是向會員收錢，湊在一起辦展，其他什麼都不做，沒有方向，徒有其名，也不知道在搞什麼」。
在同一歷史時期，所謂的南洋風格也在悄然成形。「南洋風格在美術上的真正確立，是以1952年劉抗、陳宗瑞、陳文希和鍾泗賓赴峇厘島寫生及其隨後的展覽活動為標誌的……很難用一種風格來評價和界定南洋風格，因為每一位藝術家都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語言。但是他們的創作多少有一些共性，例如作品內容多表現南洋漁村、山川、花卉和風土人情，不拘泥於各種創作的媒介，如熱帶陽光，多鮮亮明快，但鮮有現代化的工業和商業地帶等……」[5]
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於何謂「南洋風格」尚存爭議，但若以比較寬容的定義來看，南洋風格確實被當時的畫家普遍追求並存在。許錫勇毫無疑問是屬於南洋風格的，但他走的是另一條路線。他是在理想主義引領之下的批判現實主義，與前述畫家浪漫主義框架之下的溫情、絢麗、以單純追求熱帶風物和地域特有色彩和光線變化的唯美主義有著嚴格的分野和不同。
許錫勇畫印度人、馬來人，畫華族勞工、賣魚小販，畫新加坡河上運送稻米的木船以及肩扛米袋，走在顫巍巍的跳板上的苦力，也畫日據時期在日本人威逼下的苦難人生。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收入國家收藏的重要代表作——油畫《日本大檢證》《他們來了》」[6]等，廣為人知。
▲《日軍大檢證》 布面油畫 85x150cm（1963）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收藏
1963年，許錫勇根據歷史資料，創作了《日本大檢證》這幅畫，「畫面上出現的各具神態、表情各異的人物達15人之多。有人大義凜然，有人眼裡充滿仇恨，有人無限驚愁，有人絕望無助，畫面的右上角，兩把日軍的刺刀在空中交叉相向，寒光凜冽。這幅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其藝術價值，更在於無法收集歷史照片的歷史研究中，以寫實風格油畫來彌補和再現一段僅存於文字和民間口述的歷史，因此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社會意義」[7]。許錫勇在接受國家美術館副館長兼策展人辛友仁的訪談中指出：「最突出的人物是這位，因為他有一種毫不畏懼的表情」，「反抗是我創作安排的」[8]，這足以顯示出他堅定的家國情懷。
▲《他們來了》布面油畫 85.6X119.5cm (1965)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收藏
《他們來了》這幅畫創作於1965年，捕捉了Di Gu（地牛）來巡查的場景。許錫勇說：「我們經常四處寫生，這樣的場景很常見，這張畫是在潮州街新巴剎那邊」，「地牛來抓非法小販，這些可憐的非法小販就會大喊大叫，急忙逃跑」，但「他們是在討生活，身為藝術家，有一種打抱不平的想法」[9]。在另一幅至今也沒有畫完的，記錄赤道藝術研究會音樂股學員排練的油畫作品上，畫面右上角還用紅色的筆觸寫著類似「毛澤東的口號」[10]的標語，頗有石破天驚的時代氣息。
自南洋美專畢業之後，與當時眾多的美術學生一樣，許錫勇走入廣告業謀生，時間是在1958年前後。當時，在一位叫徐曉峰的老師幫助和介紹下，許錫勇入職邵氏公司，繪製電影廣告，月薪120元。那時寫實的風格比較流行，外國廣告公司提供的薪資水平亦高。因此，在邵氏工作兩年之後，許錫勇轉而入職一間外國廣告公司，後來也曾在林有福女兒開辦的Linda Advertisement廣告公司工作過幾年，薪水漲到300多塊，可以應付一般生活開銷和藝術創作。不過，職業畫家的生存始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許錫勇不得不幫助報館設計廣告，同時也長年為《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南僑日報》等報紙畫插圖、兒童漫畫和時事政治漫畫，獲取微薄的薪水補貼。
當時，美術期刊和畫冊並不多見，也十分昂貴，但許錫勇從不吝惜，經常從海船停留此地時下船消遣的船員手上買二手畫冊，一本大約10元左右。他也因此喜歡上更多的中國及西方畫家，比如徐悲鴻、倫勃朗、珂勒惠支、米勒等等，至於《中國美術》等雜誌，幾乎是見到就買，前後積下上百冊。
許錫勇曾言，他的職業藝術生涯一直充滿艱辛。1970年代早期幾乎無法賣畫，有些畫即使送人，過後問起來，也多是被丟棄了。人物畫基本賣不掉，除非是肖像類，有裝飾意味的風景畫略微會有銷路。到了80年代，情況有所改觀，90年代以後，許錫勇的作品才真正開始引起藏家關注。
2022年，《聯合早報》的一則報道讓新冠疫情之下的新加坡美術界驚起一層波瀾：本地一位億萬富豪許九弟（Michael Koh）默默收藏許錫勇畫作，數量達200多幅，並耗資「千萬元」 在宏茂橋一帶 「建設許錫勇藝術館」[11]。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許九弟「仰慕許錫勇的作品，在吉隆坡的『興藝』畫廊看到，買下三幅，包括《上妝的峇厘島少女》，然後一件又一件，默默地建立起許錫勇典藏」[12]，但始終沒有和許錫勇有過直接見面，直到近年才有具體接觸，真是一樁趣談。許錫勇因此成為新加坡第三個擁有私人冠名美術館的畫家，另兩位分別是新加坡國寶級畫家，102歲的林子平和知名藝術家陳瑞獻。
許九弟「是許錫勇畫作的最大藏家。藝術館從木刻版畫到油畫、水墨畫，全面展示許錫勇從1950年代至今的藝術發展歷程」[13]，Straits Gallery合伙人，執行總監陳偉光（Kelvin Chan）接受採訪時指出，許九弟的收藏並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出於精心、深入、敏銳和細緻的考慮。他認為：許錫勇的作品宛如一部氣勢恢弘的歷史與社會年鑑巨著，記錄了新加坡的歷史，反映了新加坡的真實生活，同時兼具豐富的藝術想像力。許九弟正是從許錫勇的畫作里看到了他在新加坡河岸邊的舊家店屋，看到他熟悉的風景，看到他的父親和自己曾經走過的身影。在幾幅特別的畫作上，許九弟細心地貼上印著英文句子的貼紙，充滿深情地寫下：The key source to Singapore’s success 1950’s-1980’s. I am proud that my father is part of it （這是新加坡1950年代至1980年代成功的重要寫照，我很驕傲我的父親身在其中）。
許錫勇藝術館裡循環播放著他用早年美術比賽獎贏得的一台錄像機攝錄的影像片段，記錄了「赤道藝術研究會的會員到馬來西亞東海岸、東南亞（如泰國、柬埔寨、峇厘島）寫生遊玩的情景」[14]，不少鏡頭的主角就是年輕、英俊而略帶羞澀的許錫勇本人。他目光平和，淺淺地回望，嘴角泛起一絲絲驕傲和審視的笑意，看不出憂傷。
▲《百合》布面油畫 59X59cm (1985)
許錫勇曾「在家裡後院種了幾百棵向日葵。向日葵每三個月就衰敗，天天向上，生命的奔放與燦爛都留在他的油畫里」[15]。
注釋：
[1]該陳瑤《淺析新加坡現當代現實主義》，《美術報》，2018年7月30日。
[2]姚夢桐《一九五十年代的藝研會與巡迴美展——獅島的歷史印記》，《怡和世紀》，2019年7月。
[3]鄒璐《這條路，走對了——蔡名智藝術生涯回顧》，The Art of Chua Mia Tee, A Port-rait Of A Life’s Work, 2015.
[4]許錫勇「回顧赤道藝術研究會」的講演，2005年8月20日，具體記載參見蔡長璜（Chai Chang Hwang），《改寫歷史的可能過程注一》，2006年6月15日。
[5]同注[1]
[6]黃向京《許錫勇最完整作品集〈造夢者〉發布》，《聯合早報》，2022年09月10日。
[7]鄒璐《許錫勇的藝術生涯》，《追舊夢的人——許錫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8]辛友仁《藝術家許錫勇與策展人辛友仁的訪談》，《追舊夢的人——許錫勇》The Old Dream Maker Koeh Sia Yong，Straits Gallery出版，2022.
[9]同注[8]
[10]同注[8]
[11]黃向京《藏家許九弟耗資千萬元 購藏建設許錫勇藝術館》，《聯合早報》，2022年4月24日。
[12]同注[11]
[13]同注[11]
[14]同注[11]
[15]同注[11]
（作者為本地水墨畫家、獨立策展人兼國家美術館藝術論文翻譯）
